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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處日前為朱振國舉行警隊最高榮譽喪禮。

文：陳志華

殉職警員朱振國於2005年執勤時遇襲，頸部受重創，其後成為植物人，臥床21年，最終於今年9月因器官衰竭離世；警務處為他舉行警隊最高榮譽喪禮。一名盡忠職守的執法人員，因一次暴力襲擊而失去健康、事業與人生，其家屬亦長期承受難以言喻的傷痛。事件歷經多年，社會固然應對朱警員及其家人致以同情，但更值得深思的是：當執法者遭受嚴重暴力傷害時，現行司法量刑與假釋安排是否足以彰顯法律尊嚴，並向社會傳遞正確信息。

執法人員在執行職務時，代表的是法律與公共秩序。對執法者施以嚴重暴力，不單是對個人的傷害，更是對法律權威的直接挑戰。若有人可以因一時衝動或逃避截查而持刀重創警員，令對方終身殘廢，這種行為的嚴重性絕不應被視為普通傷人案。社會有理由要求，襲擊執法者應體現罪加一等的原則，量刑必須具備足夠阻嚇力，讓潛在犯案者清楚明白，挑戰法律須付出沉重代價。

回顧本案，被告承認相關罪名，原審判處6年監禁，經覆核後改判10年，最終在服刑約5年9個月後獲假釋。對於一名令執法者終身臥床、家庭長期受苦的嚴重暴力罪犯而言，這樣的刑期執行情況難免令公眾質疑，這是否充分反映案件嚴重性。假釋安排本應鼓勵更生，但對於涉及嚴重暴力、後果極其嚴重的案件，必須審慎處理。否則，受害者家屬的漫長煎熬與罪犯相對短暫的服刑，將形成強烈反差。

更令人關注的是，受害警員家屬其後提出民事追討，卻因被告破產而難以獲得實際賠償。刑事懲罰與民事賠償本應從不同層面回應受害者所受損害，但當破產成為逃避責任的途徑，家屬獨力承受醫療、照顧及心理重擔，難免令人感到制度對受害者的保障仍有不足。法律既要保障被告的合法權利，亦不能忽略受害者及其家屬的正當權益；兩者之間必須取得合理平衡。

朱警員的女兒自幼失去正常家庭生活，妻子多年來往返醫院照顧丈夫，21年的堅持與煎熬，並非一紙判詞或一句道歉所能撫平。社會對其遭遇的同情，應轉化為對司法公義的認真思考。司法公義不僅在於程序完備，更在於刑罰與罪責相稱。對於襲擊執法者的嚴重暴力罪行，法庭應以具阻嚇力的刑罰回應，假釋安排亦須審慎。只有讓法律尊嚴得到維護，讓受害者家屬感受到公平，前線執法人員才會無後顧之憂地履行職責。

作者為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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