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聽到耿彥波的名字，並不是在紀錄片《大同》裡，而是有一次去採訪香港山西同鄉會的會長，老人家80多歲，旅居香港半生，對家鄉太原感情深厚，保留著老派山西人是非曲直的判準。當時的太原市長已由耿彥波接任，而提到這位市長，僅憑他三言兩語的描述都能讓人捉摸出這個人物在當地的爭議性，「把大同拆得亂七八糟又到我們太原」。據說接任耿彥波的新任大同市長有一段時間都不敢去上班，因為市府門口為拆遷安置問題上訪的人實在太多。而這些是耿彥波離開大同時，留給這座城市的傷口。

《大同》是導演周浩去年斬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作品，當時大熱的競爭對手是在島內備受好評的《灣生回家》，金馬動不動就把「最佳」頒給大陸片，雖然台灣人也習慣了，但每次還是會引發一點小討論。不過和我一起看完《大同》的台灣朋友，從戲院出來後是一臉的心服口服，由衷讚歎大陸的紀錄片可以挖到這麼深的層次，而不像如今的一些台灣紀錄片那樣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為了煽情而煽情。

周浩的鏡頭非常樸素，也沒有太情緒化的眉腳，卻迫使觀眾把自己的價值觀投入進整個觀影過程中，去質疑和拷問：究竟怎樣算一個好官？一個讓大同背上200多億負債的市長，他又是個壞官嗎？

《大同》的英文名字叫The Chinese Mayor：中國市長。

作品也的確展現出在中國現行體制下一個有著士大夫式抱負的文官所面臨的掣肘，官、商、方方面面，耿彥波不是沒有盡心盡力當市長，連工地上打地基偷工減料少放水泥這種事他都親自去過問了，每天6點出門半夜回家頻頻撲撲，被各種要他給解決問題的市民截住時，他也盡量給他們行方便，可他是一位大同的好市長嗎？耿彥波的城建思路是打「文化」牌，而具體操作就是「拆」，他在大同時講「文化大同」，到了太原就講「文化太原」。他常說：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可其實是：鐵打的耿市長，流水的「古跡-文化-旅遊」的城建模板。

在大同要修復古城墻、搞文化大同的旅遊產業，那原來蓋在城墻下的那些居民自建房就只能消失。過程中是非不斷，也並不都是官在壓民。周浩的鏡頭很客觀紀錄下了那些不斷來找耿彥波談條件的市民：一套房子補償不夠非要兩套；不甘心自己花的裝修錢打了水漂，嘴上說不知道該不該相信法律了、沒法教育孩子了、信都寫到溫總理那去了，卻到底還是吐露了真意「這不是一套房子的問題，而是幾套房子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幾乎根本沒在《大同》裡看到那些因為拆遷而要露宿街頭的真正意義上一無所有的「貧困階層」(至少鏡頭並未直接展現，而只是透過轉述)，反而是找政府要房子的各種理由與執著，有時讓人哭笑不得。因而《大同》的紀錄，足夠誠實，並沒有把「人民」一味煽情地塑造成弱者。可我們仍然清楚地知道，他們又的確是弱者。

乃至整個大同、整個山西地區，在中國經濟高速巨變之過程中，都是十足的弱者。所以耿彥波才走到哪，都想把當地搞成旅遊城市、靠文化面貌去吸引更多的資源與注視。他在大同時，說大同只有這一個機會(修復古城墻發展旅遊產業)，可即使重新打造古跡文化真是屬於大同的那個機會，卻也隨著他2013年被調任太原而無限停滯。作為一個「流水的」官，他給過大同一個希望，卻無法將其實踐完整。

《大同》中最讓人神傷的其實是周浩在耿彥波告別大同就任太原後再去拍他時的那個結尾，在鏡頭前，耿市長一句輕描淡寫：「大同是過去的事了」。然而對於負債200億的大同、對於那些每天生活在爛尾「古城墻」下的大同人、對於許多失去了房子也失去了希望的大同老百姓來說，大同卻是他們永遠過不去的事。

所以即使你並不關心大同，卻也值得看一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