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鄭念女兒，右：鄭念)

文 | 陸思玄

讀《上海生死劫》的時候還在念本科。一次無意中看到了關於作者鄭念的報導，一同的還刊登了她的幾張照片。年輕的黑白照片美得不可方物，年長的彩照不失華貴優雅。文章中她被稱為「最後的貴族」。

好奇心驅使著我從圖書館借來了那本《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以為會讀到百樂門、上海灘、旗袍和嬌顏。然而，這並不是一本歌舞昇平的書，恰恰相反，這本書以暴風雨前的平靜為開頭，帶出了一場生離與死別、堅守與不亢、智慧與隱忍的血雨腥風。

鄭念

鄭念是一代名媛，即便是在建國初期的上海，依舊保持著與當時的社會形勢所不相匹配的生活方式。初初讀開頭的那些文字，說實話有種怪怪的感覺。她描述的自己生活中的那些細節，有些人稱之為「講究」，有些人稱之為「態度」，而我當時只是覺得矯情。帶著這一偏見，我既挑剔又批判地讀著前部的文字。

「好一個自恃高雅，裝模作樣的矯情女人。」嗯，我當時就是這麼想的：「你家客廳牆上可以掛名畫、桌上可以擺古董、飲茶可以用考究的瓷器、傭人叫你起床侍候你餐飲，這些都可以，但沒必要寫到書裏來故作姿態地顯擺。憑著這些就被冠名了「貴族」，如今文章報導的編輯還真是膚淺。」

然而，等我在讀完而回顧整本書的時候，不得不承認鄭念確是名媛、貴族，但絕對不是因為那些「身外之物」。全書的精彩，恰恰是她入獄後的生活。她的智慧，她的正直，她的審時度勢，她的堅忍不屈，她篤信的真理，她執著的堅持。最後的最後，當那場血雨腥風終於平息，那些年的生、死，那些所謂的謬論、真理，那些曾經的擁有、失去，都被她包容在了淡淡的微笑裏，輕啟的唇角下，是一直沒有低下的脖頸。

所謂貴族，大概就是信仰著真理而不畏強權，以智慧蔑視愚昧，以信念支撐生命吧。

英文版封面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摘錄

中國人已得到一個經驗，就是自己不假思索，僅照上級的指示辦事，那麼上級就會更相信他們、賞識他們。

凡事總要往前看，不要往後看。財產並不重要。想想我那些古董，在屬於我以前，不知被多少人擁有過，經歷過多少戰爭和天災人禍。我之所以能得到它，是因為有人失卻了它。當它們為我所擁有時，我可以玩賞它們，現在，我失卻了它們，就讓別人去玩賞它們吧。人生本就是個過渡，財產並不是最重要的。

這些紅衛兵造反派在我眼前晃動著的身影，比喪失財產更讓我難熬。他們好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尚未開化的野蠻生物，我與他們沒有什麼可說的。

長期來，中國老百姓已學會了讀報的唯一方法就是，細細領會它字裏行間的言外之意。他們除了注意公開的新聞外，也注意被封查的新聞。事實上，在中國，真正的新聞並不來自報紙，而是來自民間傳播的政治雜談。老百姓常以含蓄的語言或各種手勢來進行不指名道姓的雜談，稱之為「小道新聞」，意思這新聞不是公開來自政府方面的。

長久以來，中國人為了失卻民族自尊而痛苦。那些從沒有離開過故土、或與其他國家沒有任何關係的人，常常把其他地區國家的人成為「鬼子」，認為他們是不開化的，有著迥然不同生活習慣的一種動物，稱他們為「洋人」或「洋鬼子」。中國長期所形成的閉關自守，極大地加深了中國人夜郎自大之感。當鄧小平向世界各國實行開放政策之後，立即博得一片頌揚之聲。顯然，洋人帶來了大量資金到中國投資；還互相進行意識上的交流。中國人民在這種外來衝擊下蘇醒了。為此，他們覺得痛苦、羞愧、自責。他們為了爭取真正的「文明」，開始對西方文化採取一種比較開明的態度。

在那些沒有和極左分子較量過的人看來，我與他們這種持久不息的抗爭，或許會認為是無用又無謂的。但事實上這些人骨子裏都是欺軟怕硬的。假如我任他們隨心淩辱我，他們就會得寸進尺，我在看守所的度日，將會更不可設想。而且，我在審問室裏所說的話，一字一語都錄了音。我永遠是個樂觀主義者。我盼著有一天，會有一個公正的人來調查我的問題。那所有我說過的，可能都會協助他給我作出一個正確的結論。

整個文化革命中，造反派花了不少公家的錢四處外出「調查」階級敵人的罪行，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遊山玩水，尋親探友，不少人故意拖延著出差期限，以便遊遍各處的風景區。因為上海，是中國人最嚮往的購物城市，所以造反派都希望到上海來轉轉。

不論我在這裏的遭遇如何，但當我面對告別上海這個事實時，我還是覺得十分傷感。中國人，都持有濃厚的鄉戀，不論我們走得多遠，離開多久，但最後總希望能倒在自己的故土上，所謂：「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吧。不過，我已鐵了心永不回來了。

——以上摘自程乃珊譯本《上海生死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