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玉文

2018年6月10日《香港01》「熱爆話題」，有人被飛入屋的一隻大昆蟲驚嚇，記者請昆蟲專家鑒證，查出是一種名為「天牛」的鞘翅目昆蟲。每次見到這類新聞，便想起台灣一班精於生態教育的朋友、朋友女兒那份每天捉蝸牛餵大螢火蟲幼蟲的暑期作業。香港記者如果在台灣，隨便問一位小學生，大多能答是天牛，不需求助於專家。在那裡天牛入屋不是新聞，把天牛入屋當新聞，才是新聞。我絕無取笑記者及恐懼天牛者之意，只是要說明，有怎樣的教育，就會有怎樣的社會。

不要以為天牛在香港很罕見，鞘翅目本就是地球上生物量最大的物種之一。饒戈（2009）《香港天牛》錄有一百二十七種，在郊野公園常見度僅在蝴蝶、蜂、蟻、蠅之後。我曾在多間學校工作，每間都有帶領學生觀察及記錄校園昆蟲，每一間都發現天牛，很多都由學生自行發現。在一所屋邨小學，我們總共錄得二十七種，其中七種，未見於《香港天牛》。把照片傳給饒戈會長，學生都盼望由她們發現的「新品種」，可以由她們命名。我向她們解釋，那最可能只是香港新紀錄而已，可是她們不信。

蘇軾有天水牛詩：「兩角徒自長，空飛不服箱。為牛竟何事，利吻穴枯桑」，「服箱」就是負載車廂，即拉車。最後一句「穴」是動詞，就是「挖洞」。所以引蘇軾，是想說明甚麼是「人類中心主義」：世間一切生物的價值，由牠對人類福祉的影響來評估，會拉車的牛高價值；破壞作物的牛負價值。天牛害人害物，要鄙視痛恨牠。天牛盜牛之好名行惡事，更偽善可恥。不要看輕這種詩教，無數世代受之影響，將此發揚。

張永仁（2005）記錄對天牛深惡痛絕的台灣果農，如何用鐵絲插入樹幹上的排便孔，把天牛幼蟲戮得體無完膚後拉出。另一位作者2014年再版《蟲蟲》一書，書腰的宣傳語是「中國的吉米‧哈利。堪與《昆蟲記》、《萬物有靈且美》相媲美」，大書特書他兒時與天牛「對話」的步驟，照錄如下：

1）「捏其長觸鬚，從樹上把牠用力扯下」，不要擔心拉斷；

2）「剪下其大牙扔掉」，防牠咬人；

3）「剪鞘下薄翅，」防牠飛天逃離；

4）「把線緊縛在其頸和頭交界處」以外地方，因為勒在那裡，牠是會死的，那不好玩；

5）勒不死的「牽著走」；

6）牽不死的，要牠服箱，體驗做真牛的滋味；

7）「給牠拉小草棒是侮辱牠，要給牠拉巴掌大的車子」；

8）聽牠「邊走邊唱」，看牠「搖頭晃腦」，指認牠「心裡是快樂的」。

作者細膩的、樂在其中的描述，激活我的思維，竟連繫到好些歷史事件去，其中之一是耶穌基督在客西馬尼園被扯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裡去，再從彼拉多到希律安提帕，又被送回彼拉多那裡，其間有連串的審問、迫供、鞭打、戲弄、嘲笑，在各各他被綁上沉重的十架橫木被迫行六百米到行刑地。

有怎樣的教育，就會有怎樣的國民與社會。

《台灣天牛圖鑑》作者周文一（2004）指天牛為樹木傳播花粉，分解枯木，加快養份循環，有利生態系統，是健康環境指標。人類大量伐林及單一植林後，天牛才被迫成為人類眼中的害蟲。

《香港天牛》作者饒戈指，天牛幼蟲排便孔流出發酵的樹液，吸引各種蠅蜂蝶蛾和甲蟲到訪，其開闢的通道，讓各種植食昆蟲、腐食昆蟲、寄生性昆蟲和捕食性昆蟲加入，形成多樣化小生境，所以「從生態角度而言，不應簡單地將天牛幼蟲說成是破壞者。」

《昆蟲記》作者，法國中學教師法布爾，為觀察天牛幼蟲，買木材生火只選有蛀洞、有咬聲的廢品。「利吻穴枯桑」的天牛幼蟲，在他筆下「被幽禁在木頭中，在黑暗中不懈地用牙齒鑿下木渣，吞一點汁液進腸胃為營養」，一片敬佩又憐惜之情躍然紙上。

讀大專時學院為將來任教「經濟及公共事務」需要，設政治理論一科，講師介紹某種政治主張時，竟派發明白表達反對此主張的作者的著作做教材，我當時認為這一如使用反基督的尼采著述，去介紹基督教思想一樣，不能達成原定教育目標，在辦公室温文地向講師反映意見。一個月後講師來看我實習，評我不合格，我差一點便要跟另一位被評不合格的同學一樣，改到惠康雪藏倉打工。我沒有從這件足以毀我一生的重大事件中汲取教訓，至今仍然堅持要真誠樸實去教。天牛教育，亦當如是。

人類中心主義者當然可以把蘇軾天水牛詩以正面教材使用，我絕無可異議之處，因為是選擇了最合適的教材真誠達成原定的目標，但宣傳者請勿把《蟲蟲》說成堪與《昆蟲記》、《萬物有靈且美》相媲美，因為後兩書作者之受尊重，正因為或多或少走出人類中心主義這框框來觀察自然而來，把《蟲蟲》媲美兩書，跟天牛盜牛之名行壞事同樣可恥，因為這是欺騙讀者，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漁農自然護理署剛提出《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修訂，把最高罰則訂至冠絕全球的判監十年及罰款二百萬元，如果有人自《蟲蟲》一書習得跟天牛「對話」方法予以實踐，是有可能受此刑罰的。當然，人類中心主義者會設法論證天牛不是動物來脫罪。可是蘇軾及《蟲蟲》作者，明明當牠是動物甚至是人，才寫得出這種詩，實踐出這種「對話」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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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文，香港生態史地歷奇著述者。

責編：羅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