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內藤湖南  武瓊 譯

（編按：作者內藤湖南為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此講是他1915年在京都大學任教期間的演講內容，讀者可從中了解清朝的內政外交。）

      

進入清朝以後，明朝時期慘遭迫害的天文學家湯若望迎來了他人生的巔峰。湯若望的曆算之法深得清政府信賴。自清以來的曆法都是基於西洋曆算制定的。利瑪竇、徐光啟、湯若望等人的肖像在基歇爾記述中國情形的著作當中都有，也已陳列在展室。

     

曆算的成功者南懷仁

天文曆算方面，人們越來越信任西法。到康熙帝時，南懷仁取得了巨大成功。前面說過，康熙帝十分熱衷西洋學問，胸懷統一各族的雄圖大志，並不獨尊中國學問。他很尊重中國學問，同時也尊重西洋學問，積極任用洋人。

南懷仁深得康熙帝寵信。清朝此前一直使用元朝製造的觀測儀來觀測天象。南懷仁奉康熙帝之命，開始製造新的觀測儀。這些觀測儀現今保存在北京天文台。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前，觀測儀一直保存完好。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以後，儀器被法國人和德國人掠走。由於德國始終拒不歸還，中國只好做了一個小型觀測儀充數。總之，南懷仁所造的大部分觀測儀一直保存至今。

從那時起，中國國家天文台欽天監規定：欽天監監正除中國人擔任以外，必須有一名洋人擔任。這項制度延續至道光年間。也就是說，直到鴉片戰爭爆發之前，清朝的天文制度都規定要選用一名洋人擔任要職。這項規定對中國的一般學問影響極大。最直接受到影響的自然是天文、數學。當時的中國學者不僅研究本國數學，而且開始研究西洋算術。梅文鼎的《曆算全書》就是一部中國人研究西洋數學的偉大著作。

          

康熙乾隆年間的地理探險以及外交（傳教士的任用）

從重用南懷仁起，康熙帝已經意識到，西洋人比中國人掌握的知識更精確實用，於是打算將其應用於其他學問和政治實務上來。其中，地理探險以及地圖測繪方面的應用最成功。這些都是天文學的應用成果。

中國地圖在此之前十分奇怪，粗糙簡略得不成體統。繪圖師基本採用計里畫方的方法，畫一個四四方方類似棋盤的東西，上面填入地名，大體拼湊而成。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天文學不夠發達，學界也從未測量過土地的經緯度。康熙帝時，清政府首次測量土地經緯度，確定主要城市位置；確定土地位置以後，再制定方針，繪製地圖。當然，這些都是西洋人提出的想法。如此，中國終於繪製出了全新的地圖。

繪製這幅地圖的過程可謂艱苦卓絕。西洋人中地理測繪方面的專家大量被遣往中國內地、蒙古及滿洲，後來還被遣往中亞。西洋人去不了的地方，譬如西藏，則由西洋人挑選蒙古人中的有識之士，教授簡單的測繪知識，然後將蒙古人遣往西藏，讓西藏人為他們做嚮導，繪製西藏地圖。從那時起，中國地圖才變得精確起來。不僅如此，之後再也沒有出現更好的地圖。也就是說，這時的地圖雖己十分精確，可越往後來，地圖測繪卻越是退步。康熙年間由於任用洋人，中國的地圖得以繪製得十分精確。道光年間的地圖卻一代代地退回到以前那種粗劣的中國式地圖畫法。即便現在，我們要看中國的大致地形時，參考的還是康熙時期的地圖。

西洋人也一樣，儘管市面上有各種各樣的書籍，但看中國地形時，參考的也都是舊時的地圖。譬如，法國出版的唐維爾的《中國新圖集》是根據當年分赴各地探險的人們繪製的各地地圖整合而成。京都大學收藏了唐維爾的《中國新圖集》，已經陳列在展室。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也一同展出。這些地圖都是根據滿文記注的中國地圖繪製的。而這些滿文記注的地圖現今也都保存完好。

我和小川琢治教授分別在奉天、北京給部分地圖拍了照，今天都陳列在展室。西洋人應該就是以這些滿文記注的地圖為底本，標注羅馬字以後，將其送回了國內。中國也製了漢字版本。康熙年間所製地圖有總圖和分省圖，我們手上只有分省圖。這些分省圖雖然沒有加入經緯度，卻也十分精確。一眼看去，最醒目的就是將山峰繪成了山脈。以前的中國地圖上，山峰只是散亂分佈，不會繪成山脈，而康熙時期的地圖卻繪有山脈。不過，這也僅限於康熙時期的地圖。乾隆帝以後的地圖上，山峰又變成了獨峰，沒有連成山脈。所以，康熙時期繪製的地圖相比之下是最好的。這都得益於清政府對洋人的任用。

在此之前的中國地圖都非常粗略，滿洲、蒙古一帶的地圖更是如此。雖然可以想像這些地圖有多麼低級，但前些年在北京時，我有幸發現了一幅以前的地圖。當時，為了把地圖全部複製下來，我沒日沒夜地花了三四天，才把地名標好，帶回了日本。大家看看它就能知道以前的地圖有多幼稚，有多不成體統。後來，中國地圖的繪製技術憑着西洋人帶來的知識得以突飛猛進。直到今天，西洋人仍以那時的地圖為準，在中國各地實地測繪，進行完善。可中國國內的地圖測繪日漸退步，直至清朝末年才開始重新研究西洋的地圖測繪方法。總之，當時的地圖測繪取得極大發展，與此相關的東西都已陳列在展室。

西洋人不僅在繪製地圖方面深受重用，還在外交方面得到任用。昨天我們提過，考慮到與俄國打交道時需要用到西洋知識，康熙帝派遣內大臣索額圖前往黑龍江與俄國談判時，還派了西方傳教士徐日升、張誠作為顧問一同前往。中俄邊境所立碑石的碑文當中，除俄文、中文以外，還刻有拉丁文。由此可見，西方傳教士也曾參與中俄外交。

總之，康熙帝在一些重要事務上積極任用洋人。乾隆帝後來也繼續任用洋人，讓他們繪製地圖。不過，乾隆時期國家富庶，比起實務領域，娛樂消遣方面的發展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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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選並改編自《清史九講》

《清史九講》

作者：內藤湖南

譯者：武瓊

出版社：中和出版

出版時間：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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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L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