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保強

遠在春秋戰國時的慎到，對契約的功能就有論述：「夫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鉤策為均地。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 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故蓍龜所以立公識也， 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藉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慎子》（霍存福，二〇〇八，頁六二）

契約記錄了交易協議，目的是為了求得公信。公者非私也，兩人以上才能構成公，公信即指結約者兩邊的信任。契約是為了兩邊都信任此契約所定下的協議會被遵守的，所立之事是會被執行及不被違反的。集體生活是公共生活，公共生活要有共同遵守及可以執行的機制，維持生活中的互動及合作順暢無礙，契約連同蓍龜、權衡、度量、符節、鉤策、法制、禮藉等正屬這些機制。若公信未立，紛爭及訴訟容易產生，立公信的引生功能則是預防及終止訴訟。「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 中國古代的交易，廣泛使用了券契及符節，因它們是具有公信力的機制。（霍存福，二〇〇八）

唐代的出土契約文書中經常出現「兩和」這個詞，和是指和合，兩和是結約者雙方都和合同意。兩和的規定是表示交易已取得雙方的和合同意， 缺乏兩和的契約容易製造紛爭，為交易製造不安全及不可信賴，破壞商業秩序。兩和不只可減少紛爭，同時給予交易正當性及可信性。除立信之外，兩和是契約的原則。值得一問的是，兩和是否表示交易雙方地位平等？交易雙方是否是自願的？（翟海峰，張振國，二〇〇八）。

在古代中國等級深嚴的社會，買賣契約上的兩和並不表示交易雙方的地位平等，在不平等的位置上所達致的兩和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古時並無資訊自由，公開透明等要求，地位不平等對強者永遠有利，交易平台並不平坦，而是向強者那方傾斜的。強者可以利用其市場優勢，或操控資訊，隱瞞資訊，甚至不誠實做假的法，製造種種不公正的交易。因此，兩和原則，只反映了雙方的同意， 但不代表是在公平交易狀況下的知情同意，更不表示交易是公平的。交易不能脫離其所處的社會結構及制度， 若社會不平等，制度不公正， 則公平交易只屬子虛烏有。兩和的契約精神應回到歷史脈胳中審慎理解，不宜作過份的解讀。

在古代中國進行買賣，若買賣的目的物是小型物件時口頭契約即可。若交易物是大型財物，如土地、田舍、牲畜等則要有文字契約。唐代以前並無此法律規定。唐代開始，法律規定：「凡買賣奴婢、牛馬，用本司本部公驗以立卷。」立卷即是要訂立契約。《唐律疏義．雜律規定》：「諸買奴婢、馬牛、駝、騾、驢，已過價，不立市券，過三日苔三十；賣者，減一等。立券之後，有舊病者三日內聽悔， 無病欺市如法，違者苔四十。」（韓冰，二〇〇八，頁六二）

民間雖可自行結約，但官府在其中扮演了要角。如上文言，官府對民間私契是有諸多規限的。首先，契約的形式要依循官府的規定。就以買賣契約為例，自宋到清代， 買賣契約都要遵守一定的格式。

一、契約有統一的格式，包括列明買賣雙方、販賣原因、標的物、立契時間、價錢及交付時間、中人、契約責任等。

二、契約分成多類：有官印、無官印；紅契或白契。紅契是已納稅的約，蓋有紅色官印；白契是無官印的約，表示未繳稅款。

三、契約一般有「中人」、「中見人」、「憑中人」的中人簽名畫押，表示契約的簽訂是有見證人的。其後中人的角色更擴大到包括附有連帶責任的擔保人角色，這習慣一直沿用至今。（韓冰，二〇〇八，頁六三）

古代中國的契約，對結契人的身份亦有所限制，誰跟誰結約得受制於反映當時社會習俗的律令，不是任何人彼此同意就可以自行締結契約。《唐律雜令》有規定：「自唐元和六年後來條理，典賣物業，敕文不一，今酌詳舊條，逐件書一如後……應典，賣，倚當物業，先問房親，房親不要，次問四鄰；四鄰不要，他人並得交易。房親着價不盡，亦任就得價高處交易。」有些地方的家族族規亦有類似的家族優先的條款，規定出賣田宅時，族人不買時才能賣給外姓人。中國古代的契約自由是受民間家族主義的風俗所限制的。

結約者的身份不單受到官府的限制，買賣的標的物亦受到管制。有些物品，如火炮、馬甲等， 是禁止私人交易的。例如，明朝禁止古器、鐘鼎、符印、軍器等物品交易。茶、鹽等百姓日常必需品都列為官賣品， 商人要取得府官的許可證才能販買。此外， 官府對借貸的利息亦有所規定，不是全由交易雙方自行決定的。唐代對借貸利息有以下的規定：「諸公私財物出舉者，任依私契，官不為理，每月收利，不得過六分。積日雖多，不得過一倍。」（韓冰，二〇〇八，頁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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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選並改編自《帝制中華之庶民倫理》

《帝制中華之庶民倫理》

作者：葉保強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時間：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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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Zero Che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