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在港外國人都看這些書學習中國事物

一百多年前，在港外國人都看這些書學習中國事物
書人書事
2019-11-13 13:30

文：霍啟昌

在19世紀期間，香港是西方在中國沿海建立的最早的灘頭陣地之一，確實可稱為中國與西方間文化和技術交流的一個中心。打算到中國傳教或貿易的西方人士，常是先來香港作些準備，在啟程赴中國內地前先熟識中國的情況；想要出洋，有意研習西方語文或其他學科的中國人士，也常先來香港停留，再前赴外地；其他生長在香港的華人更能親身接觸體驗到西方的理想、制度、習慣和人民。這些由西方人士和中國人士組成的特殊人群在東、西方的接觸中充當了雙方文化中介人的角色，在文化交往活動範圍中有重大的貢獻。

香港在19世紀後期開始，可以稱得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地，由於香港航運發達，從香港到內地或其他國家的交通都十分方便，因此，不少西方知識分子如傳教士，亦經常利用香港作為暫時駐腳地，先來香港體會及認識中國文化習俗，熟習中國的語言後，才進入內地傳道。為了方便傳道工作，這些外籍傳教士，在學曉中國語文後，除了在港從事翻譯《聖經》及其他福音課本外，更且著書辦報，將西方學說、歷史文物及科技知識介紹給國人認識。例如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期刊《遐邇貫珍》，就是由教會人士創辦的。這些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動，都是在港的傳教人士孕育出來的。

香港首份中文期刊《遐邇貫珍》圖：資料圖片

在早期中西文化文流活動上，香港政府的一些官員亦有一定的貢獻。香港政府當局在成立殖民地政府不久後，便體察到由少數的英籍人士統治眾多的華人，一些高級英籍官員必須通曉華語，以便官民能夠溝通。因此在1860年代，便開始從英國方面考選「官學生」來港，接受兩年華文訓練，然後派充翻譯官及其他重要公職。與官學生計劃推行的同時期，香港政府又組成了一個翻譯部，以便溝通華洋意見。而香港政府亦一直重視外籍官員學習中文的成績。其後更設立一個考試委員會，又附設一個學習華文監督處，來考核外籍官員的華文水平。這些措施令到不少港英官員都潛修中國語文和致力研究中國文化。一些人更將他們的心得著書立說，以便能夠幫助其他外籍人士學習中國的語言和認識中國的文化，更有人將一些重要的西方經典文學翻譯為中文，俾國人有機會去體會及認識學習。

至於一般的香港華人，在同樣的文化交流活動上亦作出重大的貢獻。由於他們生活在華洋雜處的商業社會，鑑於香港的繁榮有賴於國際貿易的推廣，甚至商務的實際需求，香港華人學習西學的風氣遠較同期的國人為盛。不少香港知識分子都致力出版一些幫助華人學習外文的辭彙、詞典，以及中英對照的商業用語書籍，或是英語會話自學的課本等等。這些書籍都有很好的銷路，更加觸發港人支持這些文化活動。

東眺維多利亞港海傍，攝於1869年圖：香港政府檔案處

外籍人士於香港郊遊留影，攝於1870年圖：香港政府檔案處

傳播文化最重要的工具是書籍，而文化溝通的主要媒介則是語言。根據香港檔案資料顯示，晚清時期在港府登記的出版書籍，所用作編印的語文就有13種之多。其中包括馬來語、巴赫納語、老撾語、拉丁語、柬埔寨語、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越語和藏語，當然還有漢語。這實際上還是相當保守的數字，因為由巴黎外方傳道會主辦的拿撒勒印書館聲言單它一家粗略計算每年即平均出版圖書29種，共62,000冊以上。這家印書館又稱，從1884年創建後的50年中它就曾以12種語言刊印了28部字典，其中4部還獲得法國學術界嘉獎。此外該印書館還以各種不同語種出版《聖經》，多至33種版本，且附有注釋。此外還印行了超過3,000,000冊書籍，分屬不同的種類學科，如史地類圖書41種，語言學和文學書籍85種，教育類圖書83種以及在哲學、神學、禮拜儀式、護教學、聖徒傳記學、祈禱儀式等方面進行研究的其他著作。當時香港的學術出版可稱得上是蔚為大觀。

學習中國事物最基本的門徑是精通漢文。要把熟練漢語的簡易途徑教給外人，使用漢文字典、詞彙和語法指南等書籍是極有幫助的。雖然法國漢學家將漢語研究引進歐洲，他們在印行一本法華字典上卻很緩慢，直到1872年才出版第一本法華字典。德國人則直到1876年仍未出版一本重要的德華字典。可以說，法國人和德國人都在漢學研究上落後了，而香港的西方傳教士則作出重要貢獻，出版了相當重要的漢語字典和辭彙。國際上知名的歐德理（E.J. Eitel）、湛約翰（John Chabmers）和嘉約翰醫生（Dr.John Kerr）都在香港編纂和出版了漢語字典和辭彙，如歐德理的《廣州方言漢語字典》（1877年）、湛約翰的《英粵字典》（1878年）和嘉約翰的《粵語方言成語選》（1889年）等都獲得了國際稱譽。湛約翰的字典在問世3年後已重印至第6版，嘉約翰的書到1905年也已發行第6版。

從雅賓利道眺望植物公園，約攝於1868年圖：香港政府檔案處

不過，談到幫助外國人學會說廣州話和廣東省其他方言的工作，則羅傳列（又譯羅存德，William Lobscheid）和詹士波乃耶（James Dyer Ball）這兩位國際知名度較低的人物值得特別注意。羅傳列牧師是德國傳教士，於1856年來港，就香港政府之聘任皇家圖書館的監督。他來港不久，就發現迫切需要出版一本良好的語法書，來幫助外籍學生學會說寫漢語。因為他初到香港時試圖「找到一位教師願意降低尊嚴與他講話，如同對本國同胞一樣」，但遇到很大的困難，「而且那時又還沒有一本用當地方言出版的書，可以作為學習漢語口語的可靠指南。」由於無法找到一本有適當辭彙的真正有用的好書，在使用任何一本現成的語法書時，他感覺到「就像一個人住在倫敦，卻要使用法語語法書來學習英語一樣。」羅傳列還指出，在大多數後來出版的篇幅較少的書中，表音法僅宜於私人使用。「聲調完全被拋開不管，這使有關書籍時常成為交給初學者手中的危險工具。」

這就是他出版《漢語語法》的原因，這本書是1864年在孖剌西報館印刷的。在有關這一科目的圖書極度缺乏下，此書的出版十分有用。它的貢獻可從序言中進一步推論出來，尤其是在解釋此書的功用的部分：「為了幫助外國學生掌握書面的和口語的成語，並且使他能夠避免研究那些不必要的或無用的句子，作者盡力使本書文體與各種不同的方言區別開來。在大多數段落之末都附有廣州方言所用詞語的提要。……簡易和有用就是作者的唯一目標。他竭力搜集有關中國人政治、宗教、風俗、習慣的新鮮有趣的資料，作為讀物，使學生不但可以熟識語言，而且也能了解他們切望在其中僑居的人民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