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寵獬

灣仔區皇后大道東、莊士敦道、軍器廠街三街交界，今稱大佛口，原名大佛。吳灞陵在《華橋日報》「香港掌故」專欄解釋此一地名，源於一次瘟疫蔓延時傳說。話說灣仔初闢為住宅區年代，突然成為天花疫區，這種傳染病當時未有醫治方法，當局為免擴到其他社區，實施家居隔離令，禁止居民外出，灣仔自此人人自危，徬徨無助，就像卡繆存在主義小說《瘟疫》所描述，人們因經常面對死亡事故，對自己或對人類，生存之意義，有更透徹之理解，或懷疑。

1950年灣仔大佛口，oceandeep拍攝。

2019年灣仔大佛口，Santiago拍攝。

此時三街交界行人路面，突然站立一個穿破爛袈裟、手持木魚的僧人，敲經唸佛，人問其故，答來消災解難。好些坊眾認為他是神棍，借徨徨人心，假扮和尚吸金。也有人信以為真，上前奉獻，但奇僧拒絕接收任何布施。有坊眾因此指他瘋癲，也有坊眾邀他回家治病，奇僧都對病人誦經一番後合十而去。人問他在甚麼寶山哪所寶寺掛單，和尚留言「自來大帽山」，便消聲匿跡。未幾，凡是他到過的人家，病人都好轉，當局也解除隔離，大家不忘奇僧恩惠，一致決定，不上門拜謝，便是失禮。大帽山雖大，但細心搜尋，終可找出，灣仔勝在坊眾同心，社區領袖將全體編成八隊，六隊從不同起點，即荃灣，城門，針山，川龍，錦田，林村，縱走全山；另外兩隊不設固定路線自由遊走。各隊沿途一見寺廟庵堂，便進去細問，皆無奇僧音訊，很多隊解散時面露失望之情。

大帽山

卻說遊走隊其中之一，在林村扳上大帽山頂後，經荃灣老圍方向下山時，在暮色蒼茫之中，望到一龐然大物橫在山徑邊，走近一看，原來是一座等同人身大佛像，盤膝低眉。大家上前細看佛相容顏，竟跟灣仔奇僧一模一樣！恍然大悟：「自來大帽山」之佛，是為大佛！不約而同向大佛行頂禮，五體投地，用自己的頭頂去接大佛的腳，之後決定把佛像搬下山，運回灣仔，找地方興建佛寺，安放佛像，供大家朝夕供奉。千辛萬苦扛到灣仔，扛夫不得不放下歇息，歇息完了再上路，佛像卻重得再無法抬起，其地竟就是那奇僧當日敲經唸佛所站立三角地帶。佛像從此之後一直放在那裡，染病的人只要一拜，之後都會痊癒。後來這一帶就叫做大佛了。

 大帽山

諸在港駐場奇僧裡面，法力最強的應該是杯渡，但杯渡造福本地坊眾的事蹟沒多少件可說，難以深入民心。北帝比杯渡更強大，唯只透過夢境與村民溝通，長洲村民抬北帝像巡遊制止瘟疫，一直真身不露。本故事有佛現身且與坊眾對話，再化成像，形象鮮明。此像亦奇，不喜歡被抬舉，而喜歡在空氣混濁灰塵漫天的路口打坐，捨棄金碧輝煌庭院深深的寺院，明顯偏愛該社區，此一情節最能切合「棲居之處便是世界中心」的地方感養成的條件，又頗有馬丁路德因信稱義之妙勝。當日以為他是騙子瘋癲的灣仔人，得不到拯救，只因不信。

大佛故事觸動我最深的，是在港人敘事中，應該是從來沒有港人作家曾觸及的：荒野與都市之聯繫。吳灞陵在「大帽山之話」用「偉大」來描述大帽山，它「高於一切，大於一切」，登上後「讚歎不絕」，「可以在別人面前誇耀一下」。瘟疫是在灣仔都市發生擴展的，當灣仔人感覺生存之無意義，世界將崩潰，被來自荒野大帽山的奇僧拯救，被救之後灣仔人因感恩，而主動進入荒野，追尋可以永續供奉的石像，終可在都市安心立命。

灣仔街市

梭羅在瓦爾登湖邊隱居的日子寫道「荒野中蘊含着這個世界的救贖」，吳灞陵是不覺意為梭羅進行了香港版的詮釋？吳灞陵是本地最早旅行團「庸社」之創社人，初只是同事聯誼消遣，未幾發展為豐富全城白領閒暇生活的公開活動，很多深入香港荒野之路線、地名，都源自此社，更因他編輯身份促導報章開辦本地旅行副刊，培養如黃佩佳等旅行文學作家，下啟李君毅、朱維德、梁煦華、黃垤華、陳溢晃、朱培正、李衍坤諸家，本地荒野始多人識。故事提及的八條登大帽山路線，在香港掌故專欄「大帽山之話」系列有逐一介紹。妙在搜尋佛像八條既定路線無所獲，唯有自由遊走線得之，看來吳灞陵對庸社公式化路線亦有所不滿。

今日灣仔

大佛口的佛像由灣仔坊眾安頓，成為地標及地名，是共同體凝聚的標誌，裡面有一起經歷的苦難與追尋，有共擁之價值及信念，更有神蹟與宏願。可惜以前港人不愛惜古蹟文物，掌故舊事無人愛聽，佛像神力消失，不知哪天被掉被偷，亦無人留意。皇后大道東、莊士敦道、軍器廠街三街交界，今日不但並無大佛，甚至連「大佛口」一名，年青一代亦可能未聞。

當代縱使有體形大千萬倍與材質貴千萬倍的新大佛及觀音坐鎮，我們的瘟疫仍難消除，身命俱難安立，此刻我們聽了這故事，更緬懷街口大佛。

圖：1950年和2019年灣仔大佛口兩張照片來自SNAPPY─香港街景相片資料庫（https://snappy.collaction.hk/howtouse），其餘照片來自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