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李麥、李家明、邱梓彬
剪接:邱梓彬
撰文:張艷玲
【橙訊】香港曾有一所學校名曰「女仔館」,今日大家恐怕不知所指,但提起其英文全名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則不會太陌生──著名中學拔萃男書院和拔萃女書院,這兩所學校與女仔館的關係千絲萬縷,前者視其為先驅,後者曾自視為其後裔。女仔館這所在香港歷史上存在了僅僅九年(1860-1868)的學校,對香港後來的教育模式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但因年代久遠、史料匱乏而長期不為世人所知,甚至產生誤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陳煒舜博士與數學系講師方穎聰博士,長期研究開埠以來香港女性雙語教育的發展,是次演講題目名為「拔乎其萃:開埠以來香港女性雙語教育的艱難進路」,由陳煒舜博士重點述說女仔館之興衰、拔萃書室向男校的轉型以及女拔萃的成立,具體而微地探析十九世紀香港女性雙語教育及混血兒教育之一頁。
各位除了觀看陳煒舜博士的演講影片,亦可閱讀以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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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學的陳煒舜,今日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分享我的小小研究成果。大家看這個題目,裡面有三個關鍵字,一個「女」字,一個「拔」字,一個「萃」字,是不是講女拔萃呢?對,但我不僅僅講女拔萃,還要講男拔萃、協恩中學,以及這幾間學校的前身,一個比較陌生的名字──女仔館。
女仔館:香港開埠初期的女性教育先驅
女仔館原來就是男女拔萃,乃至於協恩的前身,成立於1860年,距今已有一百六十年歷史,所以關於其資料,關於其傳聞,真真假假,若存若亡,大家也不是很清楚,但研究女仔館和它對於後世的影響,包括對香港的雙語教育、女性教育和混血兒教育的影響,都很重要。
大家要認識女仔館的故事,首先看看它的名字。在1860年代的Hong Kong Directory,即類似現在的黃頁,已有女仔館這名字,但它有時又叫做女書館,可見其中文名字不是很正式。那麼其英名字是甚麼呢?叫做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有人將之譯成拔萃本地女子訓練學校。此名字維持了幾年,到了大約1865年,有人將Native這個詞拿掉,變成Diocesan Female Training and Industrial School。這兩個名字都很長,當時的人也未必記得住,所以那時候上至主教,下至普通西人,都叫它一個很簡單的名字──Female Diocesan School,這反而跟中文名女仔館更能對應。
女仔館舊址:1926年拍攝的拔萃男書室(今為般咸道官立小學) 圖:作者提供
當時香港的女性沒有甚麼機會讀書,幸好有一些有心人,尤其是教會裡的人,他們成立女校教導這些貧苦女孩基督教教義和基本的知識。到了1860年,女仔館於今天香港島的雅彬彌臺成立,主持女仔館的會督太太Lydia Smith,認為香港已有一些貧苦女校,她便將學校的定位設成專收中上階層的華人女孩。
若要探究女仔館之所以成立的其他原因,其實與當時的聖保羅書院大有關係。大家都知道,香港於開埠後沒幾年便成立了域多利教區,當時首任主教是施美夫會督。他除了主持教區事務,還在1851年開設了一間學校,即今日的聖保羅書院。
聖保羅書院主要教導香港的華人男孩基督教教義、英語以及其他知識。這些男孩畢業後,能當上基督教傳教士固然是最好,即便他們不做傳教士,到政府或商行去工作,也是比較虔誠的基督徒,這樣仍可增加基督教特別是聖公會於華人社區的影響力。然而,這些男孩畢業後要面對另一問題──婚配的問題,俗一點說,也就是娶不到老婆。
在講這些男生娶不到老婆的情況之前,我們可先看看這位聖保羅書院著名校友伍廷芳。伍廷芳是香港首位華人立法局議員,他當過律師,也當過外交官,他和他的太太同樣是華人,也同樣是虔誠的基督徒,在當時可說是天作之合。但是,像伍廷芳的太太這樣的女子,於其時是非常少見的。
聖保羅書院著名校友伍廷芳 圖:講者提供
那時香港女性人口中信仰基督教的為數極少,要找合適的女子結婚並不容易,那麼,你可能會問:娶華人女子好嗎?可是聖公會說不好。為甚麼不好呢?一來當時英國人的種族歧視很嚴重,華人女子多數沒受過教育,更非基督徒,所謂要先齊家才可治國平天下,如果這些聖保羅書院的男孩娶了異教徒女孩,很可能家無寧日,影響這些男孩的修行就不妙了。因此聖公會不贊成他們娶本地華人女子,但婚配問題還是要解決,因此英國人特別建立一所女校,專門訓練華人女傳教士、華人女教師,還訓練華人的基督教妻室。
其實這個主意不是突然出現的,在步入十九世紀以後,西方國家已越來越關注女性教育的問題,在英國更成立了一個女子教育協會,於遠東、中東、印度等地區開設許多貧苦學校,所收女生幾乎都是被賣為妓女,或做別人奴婢、妾侍的女孩,這些學校將她們贖出來,向她們提供教育機會,讓她們信奉基督教,成為女性傳教士、教師、基督徒的妻室。之前提過的主持女仔館的Lydia Smith,她既是主教的太太,也是女子教育協會的幹事,她知道當時香港已有一些收貧苦女孩的學校,所以她希望建立一所專收中上階層華人女孩的學校,女仔館因而成立。學者Carl Smith認為,女仔館的成立多少是成功的,其中有若干對聖保羅的男孩和女仔館的女孩便在畢業後結婚,而他們都是虔誠的基督徒。
可是,事情沒有那麼順利,在1864年便發生了一件大事。12月某一天,當時女仔館的校長Ms. Eaton在聖約翰座堂晚禱結束後,乘轎返回般咸道女仔館的校舍,途中竟被華人暴徒襲擊。經此一役,Ms. Eaton身心大受打擊,因而辭去校長一職。華人暴徒為何會襲擊Ms. Eaton呢?一些香港研究者指出,當時部分華人認為女仔館的女學生學會英文後可和西人溝通,能溝通便容易發生感情,而在那個時代,華洋通婚是不被鼓勵的,所以華洋之間的姻緣幾乎都是地下的,當時華人社區更有一種觀念,認為女孩學會英語就會學壞,所以不允許讓她們學習英語,教導華人女孩學習英語的女仔館校長Ms. Eaton受襲,也是這個原因。
女仔館校長Ms. Eaton與華籍女童 圖:講者提供
是不是這樣呢?前幾年我到新加坡考察,發現原因可能不是這麼簡單。新加坡有一所女校──聖瑪格烈中學(St. Margaret's School),成立於1840年,校史比女仔館更長。聖瑪格烈中學創建之初專收孤苦女孩,當時的校長Ms. Grant身邊經常有一持槍或劍的侍衛,為甚麼一個校長需要貼身保鑣?原來學校的女學生都是校長贖出來的,買主知道這些女孩被學校救了,深感不憤,於是襲擊Ms. Grant以洩憤,校長因而請保鑣保護自己。如果以新加坡的聖瑪格烈中學這個例子來對照香港的女仔館的情況,華人暴徒襲擊Ms. Eaton,可能就是買主為了洩憤。
講到這裡,我們或會提出疑問:之前不是說女仔館要收中上階層的女孩嗎?既是中上階層家庭出身的女孩,又怎麼會去當別人的情婦?沒錯,問題就在這裡。大家都知道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不久,香港華人對英國極為反感,父母連男孩也不想他們接受西方教育,更何況是女孩?由英國人所辦的學校要收中上層家庭的女孩,其實相當困難,除非女孩來自虔誠基督徒家庭,否則不容易找到這種女孩來學校讀書。可是學校的名額又那麼多,怎麼辦呢?所以後來學校的目標改變了──重新招收貧苦女孩到校讀書。
被華人暴徒襲擊的Ms. Eaton離開女仔館後,由同樣是女子教育協會的幹事Ms. Oxlad接管學校。當時女仔館財務緊絀,Ms. Oxlad便把她主持的其中一所專收混血孤女的學校的女學生帶到女仔館,女仔館的規模因此變大,即同一屋簷下有兩個分校,一個分校是原本的華人女孩,年紀大一點的,按照學校的設計,她們多學習幾年便嫁人或出去工作,另一邊廂則是兩校合併而來的混血孤女,她們年紀比較小,用英文學習。在Ms. Oxlad掌政的兩三年,女仔館運作尚算暢順,但畢竟之前校長遭華人暴徒襲擊的醜聞影響很大,社會人士不再願意捐錢給學校,女仔館財政更形緊絀,過沒多久,女仔館便再也經營不下去了。
接管女仔館的Ms. Oxlad與混血女童 圖:講者提供
曰子樓孤子院轉型為男拔萃:混血女性教育的延緩
女仔館關門大吉後,會督於般咸道原址創建另一所學校──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中文名字也是非正式的,叫做曰字樓孤子院。這名字從何而來?可能當時校舍十分方正,像「子曰」的「曰」字,因而取名曰字樓。
當時的主教將女仔館的華人女生全部遣散回家,這些女孩本身是香港人,都是有家人的,但那些混血孤女卻是無家可歸,所以主教把她們留下來,等到曰字樓孤子院開幕時,這班混血孤女便成為曰字樓孤子院女生部的基本班底。
曰字樓孤子院當然收男生,主要招收半唐番的男性孤兒,也就是說同一所學校有男有女,這樣的情況是不是如同今天的男女合校、混合教育?其實根本不是這樣子,在一百六十年前,男女有各自的社會分工,兩者的學習內容因而所有不同,男女決不可能一起上課,所以香港那些所謂傳統名校多數為單性別學校,就是這個原因。
直至1879年,曰字樓孤子院開始收華人學生,不能再用曰字樓孤子院這個不太體面的名字,於是其中文名字後來改為拔萃書室,再之後連英文名字也改了,叫做Diocesan School and Orphanage。到了從1892年,校內所有女孩轉到飛利女校,因此從這一年起,拔萃書室就變成純男校了。九年後,拔萃女書室成立(即後來的拔萃女書院),同樣設在般咸道。再過兩年,因為有了拔萃女書室,拔萃書室為了和它有所區分,遂改名為拔萃男書室。
其實早在1878年,當時的主教Bishop Burdon曾提出一個建議:將曰字樓孤子院還給女子教育協會經營,讓學校變回一所女校。原因之一是這幾任主教的心腸都很好,他們一直認為香港的女孩沒有太多機會接受教育,所以都積極辦學,向她們提供受教機會。誰料到曰字樓孤子院校董會裡有一人反對──怡和洋行的大班Mr. William Keswick(祁士域,現在的Keswick家族仍是怡和洋行很顯赫的家族)。
怡和洋行大班Mr. William Keswick 圖:講者提供
為甚麼Mr. William Keswick不讓曰字樓孤子院轉回女校呢?原來在十九世紀時的男性教育比女性教育容易,因為economy of scale會更大,為甚麼?因為當時曰字樓孤子院裡部分女孩用中文學習,另一部分則用英文學習,加上學生當中有不懂中文的半唐番或西人女孩,這即代表一所學校內十幾個女孩要分好幾個課程來教授,這豈不很麻煩?如果學校是一所男校,不管學生是華人、西人,還是半唐番,一個課程就搞定了。
你可能會問,西人也學中文?為甚麼不會學呢?那時候香港緊靠着清朝,跟清朝做生意,你真以為靠一點點日常中文就能跟清朝人溝通嗎?所以西人也要學一點點中文。因此,如果將學校變成男校,課程會比較劃一和簡單,其次課程設計亦可更完善,學生將來到英國的牛津或劍橋大學讀書也相對容易一些。而且這些男生的中文和英文能力皆好,畢業後當上傳教士固然好,即便是進洋行、銀行、律師行或政府工作,也是大把前途。所以大家便會明白,為甚麼Mr. William Keswick不僅不讓主教將曰字樓孤子院轉回女校,還要轉成男校。
無論如何,我不得不說,自從曰字樓孤子院轉成男校,它變得越來越有名,但它的有名,確是以延緩和犧牲混血女性教育為代價。
飛利女校:在關鍵節點上踐行歷史任務
如前所述,曰字樓孤子院轉成一所男校後,名字也改了,叫做拔萃書室。那麼我們便要同時認識與曰字樓孤子院位置最靠近的飛利女校,它如何接收曰字樓孤子院的女學生。
飛利女校 圖:講者提供
1879年,曰字樓孤子院決定不再收女孩做寄宿生,只讓她們成為走讀生,該校女生的住宿頓成問題。幸好在1880年,一所小型華人女校在般咸道成立,向曰字樓孤子院的走讀女生提供住宿。如此,這些曰字樓孤子院的走讀女生,白天便在曰字樓孤子院讀書,晚上則到這所小小華人女校休息。過了幾年,這所小型華人女校搬到飛利樓(Fairlea House),大家因此稱它為飛利女校,這名字或有人聽過,其實它就是今天協恩中學其中一個前身。
飛利女校由Ms. Johnstone創辦,她是女仔館校長Ms. Oxlad的學生。在開始接收曰字樓孤子院的女孩做宿生時,她知道曰字樓孤子院即將變成男校,遂萌生一個念頭:將飛利女校擴充!然而當時的政府和教會都反對,為甚麼呢?這個理由我們現在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很荒謬──飛利女校本身的女學生全是華人,曰字樓孤子院的女學生全是混血兒,而這些混血女孩幾乎都是非婚生的,按當時的說法是「不道德的產品」,如果讓這些混血女孩和華人女孩一起上課,互相交流,她們會帶壞華人女孩。
飛利女校創辦人Ms. Johnstone 圖:講者提供
可是,曰字樓孤子院即將變成男校,而飛利女校是最靠近它的一所學校,所以收留這些混血女孩,對飛利女校而言是義不容辭的,政府和教會也姑且答應,讓學校在1890年開設女子英文部,讓這些半唐番女孩繼續讀書。到了1900年,拔萃女書室成立,飛利女校便將校內英文部的混血女孩全部送到拔萃女書室,後來英文部也取消了,飛利女校遂變回一所華籍女生學校。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拔萃女書室的成立,分擔了飛利女校的負擔,兩者之間開始分工合作,拔萃女書室教半唐蕃和歐裔女孩,飛利女校教華人女孩。從1860年到1900年,經歷了四十年的艱辛,香港的女子教育才慢慢步上軌道。
結語
香港現代女子教育與西方教會的關係非常密切,女仔館的董事包括會督夫人小小的錯判,令女仔館經營九年而失敗收場,在之後的三十年,香港的華人與洋人對女性教育仍有很大分歧,然而在「不可以教華人女子英語」這一點上卻達成共識,因此在1869年至1899年這三十年間於香港成立的許多女校,特別是華人女校是不教學生英語的。
到了1900年,拔萃女書室開張,由於學校主要收半唐番和歐裔女孩,所以當時並無開設中文科。1913年,校舍從香港島般咸道搬到九龍佐敦,開始招收華人女孩,但仍不教授中文,這種情形甚至連何東夫人也曾表示不滿──她的幾個女兒都是女拔萃學生。到了1939年,女拔萃才正式開設中文科。
戰前的幾十年,從1900年到1941年,女拔萃書室和飛利女校,還有其後身協恩中學,彼此的性質越來越接近。因為女拔萃書室終於開設中文科,而協恩中學本來想轉回華人女校,但過了不久又重開設英文科,甚至變成一間英文中學。為何會有這樣的發展呢?原來到了二十世紀初,香港不論混血兒還是華人,其生活環境都頗有改善,循正常途徑接受教育的機會也越來越多,因此硬將華人和混血女孩分開學習已經沒甚意義。
最後呼應開首所講,雖然女仔館、男拔萃、女拔萃、協恩,只不過是香港芸芸學校其中幾個例子,但因為它們成立時間早,不論在雙語教育、女性教育、混血兒乃至於華人教育上的歷程發展都甚具代表性。我們看到的是冰山水面的一角,但仍可想像水底下是怎樣的情形。各位如果有興趣,不妨一起來研究。
責編 | 張艷玲
編輯 | zero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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