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灼祥

旅居美國學者范旭崙，先後寫過《記錢鍾書先生》、《錢鍾書評論》、《錢鍾書的性格》。BM出版社的林道群找到這位錢鍾書專家來擔當重任——編輯錢鍾書的「讀書摘記」，成就《容安館品藻錄》（BM 2025出版）一書，再合適不過。要是只看《容安館日札》原稿，我們可沒法把錢鍾書的文章追看下去。

1954年夏，錢鍾書作讀書日札，命名為「容安館日札」。錢鍾書研究專家範旭崙整理日札讀書心得，遂有《容安館品藻錄》。范旭崙把《容安館日札》有秩序的疏理清楚，我們才可以欣賞到錢鍾書的文采，也一併了解到他的做人原則：有所為，有所不為。

錢鍾書是「書痴」，他29歲已有此體悟：「只要有書讀，小屋子也可成為極樂世界」，遂寫出「陋居不少迴旋地，默契鳶魚計最高」。又因「東坡嘗欲築小軒，榜曰容安」。

錢鍾書把自己看書居所取名「容安館」，就在「小屋子」享受讀書的好處。「一書到手，錢先生一邊觀看，一邊批劃。」

錢鍾書也有「對自己生命有愈來愈逼窄的邊緣感覺」。楊絳在《錢鍾書手稿集序》中說：「他開始把中文的讀書筆記和日記混在一起」，後來「用小剪刀把日記部分剪掉毀了」。可見錢鍾書活得小心謹慎，他是活在「身經坦白自我檢討之世（Stalinist trials）。」

楊絳與錢鍾書

即使如此，書寫同代文化人時，錢鍾書仍是直言不諱。《容安舘品藻錄》點評近二百人，從中可見錢鍾書對人、對事，皆有他的一套評論準則。他的小說《圍城》寫出不少文化人的不堪面貌。

《寫在人生邊上》有《說笑》一文，對林語堂的「幽默文學」、表示不滿：「自從幽默文學提倡以來，賣笑變成了文人的職業……幽默提倡以後，並不產生幽默家，只添了無數弄筆墨的小花臉……」他對林語堂的《我國與我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都給予很低評價。

「把人類公共的本能都認為中國人的特質」(The narrowness of his doctrine and his experience makes him mistake universal human traits for Chinese Characteristics)。錢鍾書用英文如是點評，不知當年林語堂有沒有回應呢。

林語堂

寫郭沫若的文字，則顯出錢鍾書的識見來。1965年，「錢先生參加中國科學院赴山西參觀「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團，這是一種「摧殘知識分子」的「上山下鄉」運動，團長為院長郭沫若。事後錢鍾書「寫心得」：「……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受了一次生動、鮮明而又深刻的思想教育。」對郭沫若，可從他的《論文人》譏彈：「現代的文人比歌德能幹多了，在善造英雄的時勢底下，能談戰略，能作政論，能上陳條，再不然，能自任導師，勸告文衆。」「這樣多才多藝的人，是不該在文學裏埋沒的，也不會在文學裏埋沒的。」「只要有機會讓他們變換，他們可以立刻拋棄文藝、別幹營生。」說的正是沫若及一衆「識時務」者。而錢鍾書自己，套用張愛玲的講法：「把我包括在外」，他可不是「識時務」之人。

評論郭沫若對戲劇的觀感，錢鍾書亦不手軟：「《琴心記》寫卓文君奔相如後，不耐貧苦，時有怨望，亦近人情，非郭沫若『叛逆女性』之比也。」

郭沫若

1965年俞平伯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完稿，錢鍾書認為修訂版有頗多不足之處。甚至在十多年後，1978年錢先生在俞平伯家還與俞老來了一個遊戲：「錢先生引述了《紅樓夢》裏的『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來』調皮地測試一下俞平伯，要他指明出處。俞老幸不辱命，機靈地指出句中紅白兩字的巔倒。」

上世紀八十年代，俞平伯應邀到香港講《紅樓夢》，筆者出席講座，認為俞老講得精彩，卻不知錢鍾書對俞老的學養有所保留。錢鍾書認為俞老「讀書少，自然『詩學甚淺』，自然『死在句下』，自然『不通文理』。」

俞平伯《說紅樓夢》，其實是可以一讀的。

但早年在那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運動中，「雖經組織領導再三動員，錢先生未置一辭。」

錢鍾書一生貫徹他的做人原則：有所為，有所不為。

圖：作者提供、Wikimedia Comm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