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回顧｜李歐梵、許子東共探魯迅與張愛玲：孤獨的超人與永恆的婦人 - 書人書事

講座回顧｜李歐梵、許子東共探魯迅與張愛玲：孤獨的超人與永恆的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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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22 20:17

專題香港書展2025 | 橙新聞專題報道

【橙訊】論及中國現當代文學，魯迅與張愛玲是繞不過的兩個作家：一位憂國憂民，深刻地書寫了「國民性」之弊病，被譽為革命導師；另一位無心政局，只是細膩地演繹兩性間最幽微的權力戰爭，透視日常生活中人性不可言說之處。兩人風格迥異，在歷史中也並無交集，討論他們的聯繫，會否成為切入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獨到視角？7月18日下午，2025年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系列」邀著名學者李歐梵與許子東來到會展中心，展開一場題為「從魯迅到張愛玲」的對談，跨越百年時空，回顧兩位文學家的抉擇與對話。

「從魯迅到張愛玲」對談現場

交匯於香港的文學足跡

魯迅與張愛玲都與香港頗有淵源，他們在香港的活動，在這座城市的「文學地圖」上留下了重要地標。李歐梵指出，兩人來到香港都並非自願，但這或許也是香港之特殊的體現。

青少年時期的張愛玲曾來香港求學，上世紀50年代，她亦在赴美之前於香港居住了一段時間，期間創作了不少電影劇本與小說。她的摯友（宋淇、鄺美文夫婦）亦住在香港。張愛玲在香港的生活痕跡於她的小說、散文中歷歷可見，比如《傾城之戀》的很大一部分情節發生在淺水灣，她也在散文〈重訪邊城〉中寫到自己在石板街附近買布的經歷。

張愛玲

魯迅則並不喜歡香港。他在來港途中遭到警察勒索，也並不滿意街邊行人都滿口英文，他眼中的香港僅僅是殖民地。但魯迅本人也受到了香港的牽引，並在這裡發表了兩場重要演講——《無聲的中國》與《老調子已經唱完》以喚醒國人。李歐梵由此發問：不喜歡香港的魯迅是否也需要香港？就像張愛玲是否也需要上海？

李歐梵

兩種偉大：孤獨的超人與永恆的婦人

談到為何要將魯迅與張愛玲在是次講座的題目中並置，許子東表示，魯迅的偉大毋庸置疑，他對時代弊病的尖銳指陳，直到現在都並不過時，與魯迅時代相近的作家，包括茅盾、老舍、巴金、沈從文，都是他「憂國憂民」的同路人，在許子東看來，他們都不遜色於張愛玲，然而今日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張愛玲卻得到了比這些作家更廣泛的關注。許子東曾用一句詩意的話解釋這種現象：魯迅是一座山，後面的山都不比他高，但張愛玲是一條河。

許子東

許子東續指出，魯迅的文章直面時代，是關注歷史的「宏大敘事」，但張愛玲則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解釋過自己的文學抉擇：「我發現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其實，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她以細膩而充滿關切的筆觸書寫民眾最平凡的衣、食、住、行，只因在她看來，這種歌詠安穩生活的「婦人性」，恰恰是超越時代的永恆存在。

張愛玲

在張愛玲的論述中，與「婦人」相對的是「超人」，魯迅一度渴望成為超人。李歐梵從魯迅與世界文學的關聯切入，展現他自青年以來的寫作理想。魯迅二十六歲時撰寫《摩羅詩力說》一文，梳理歐洲浪漫主義作家作品，構建他自己的浪漫主義文學系譜，主要是為了宣揚浪漫主義文學的功用——它能使人如著魔般地振奮、投入，這也是革命所需要的情感動力。故而他尤其崇拜英國詩人拜倫勇敢正義、打倒一切的英雄氣質。

「從魯迅到張愛玲」對談現場

在20年代，魯迅亦與周作人編撰《域外小說集》，譯介大量國外文學作品，意欲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中革新中國文學，並改造「國民性」，但這些努力一度呼應寥寥，他亦見證了革命的複雜情態，頗感挫敗，甚至於在五四運動開始時，魯迅的心情非常孤獨。

談到張愛玲對「婦人性」的書寫，李歐梵認為這是一種比較悲觀的語調：亂世之際，個體力量微薄，可是個體依然要生存，依然要在日常生活中保護自己為人的利益與尊嚴。故而在李歐梵看來，魯迅無疑是偉大的作家，張愛玲不像魯迅，卻有另一套偉大的人文主義方法。他尤其讚賞張愛玲寫香港陷落的散文〈燼餘錄〉，認為這是天下第一的好散文。

李歐梵為到場觀眾簽書

與時代牽係的文本對話

在講座中，許子東引用大量文本，帶領現場觀眾感受魯迅與張愛玲的聯繫。他認為兩人的作品實際構成一種對話關係。

譬如魯迅《吶喊》自序中著名的鐵屋子之喻：當人們在鐵屋中將要悶死之際，大聲喊醒他們，是否只能徒增痛苦？魯迅表示：「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這也是他彼時「文學救國」的複雜心境寫照。

魯迅在北平演講

張愛玲卻對吶喊這一行為/欲求保持距離，在〈談音樂〉一文中，她如是寫道：「大規模的交響樂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沖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成了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嘁嚓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於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許子東為到場觀眾簽書

又譬如兩人都寫到民眾的互相侮辱與損害。魯迅在〈燈下漫筆〉中談到封建等級制度，總是上一層的凌虐下一層的，到了最底層的受害者，也可以凌虐「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沒有一代能逃脫此種思維。張愛玲小說《金鎖記》亦描寫了一位在夫家、娘家都飽受欺凌的女性金鎖，然而當她成為一個家庭的女主人後，卻又來欺凌自己的子輩。兩人都探索了當時中國的諸多病症與人性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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