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偉時

友：直至20世紀上半葉，曾國藩的影響仍然引人注目，在這幾個人中，似乎影響最為深遠。但我給你們這些編哲學史的弄糊塗了：有的專章論述，有的卻閉口不談。曾國藩究竟是不是哲學家？

袁：有差別才好。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的書，你願意看嗎？是不是哲學家未見有法定標準。以家稱人或自稱，所在皆有，良窳不一，難以深究。至於應否寫入專史，這就要看作者的史識如何了。

說到這裏，我倒想起一個有趣的問題，曾國藩的思想究竟屬哪一家？

「晚清四大名臣」曾國藩

時賢把曾氏列為中國近代的重要哲學家，主要把他視作理學家。這樣定位不能說毫無根據。一則他曾師事唐鑒，並向倭仁請益，二人都以理學名世。二則他的有些文章，如《答劉蓉》《順性命之理論》《書學案小識後》《送唐先生南歸序》等，口口聲聲稱：「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道學味十足。而在其他文章中，也不時流露道學氣。不過，多方面地看看曾氏的言行，判定他為理學家，又有輕率之嫌。

第一，應該看到，程朱理學是官學，曾氏出身於翰林，位兼將相，常把修心養性的官話挂在嘴邊，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他受過理學大師的熏陶，熟悉程朱之學，理學對他說來不都是門面話，但那僅是其思想的一部分。同時，學與成家，其中程度大有差別。曾氏講理學，大體說來，無非是陳陳相因的舊話。而真正稱得上家的人，總要給一種學問增添點新內容。

第三，曾氏畢生信守儒學，但儒學不等於理學。

他對理學奠基人不乏褒揚之辭，甚至不惜為之辯護：「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為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在他精心挑選認為足以代表中國文化的32位聖哲中，這五人都佔一席。可是，他讚的主要是這五人繼承孔學或解經之功，而不在於他們的發明。

一再被引用以證明曾氏理學思想的是這麼一段話：

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遍觀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

把宋學推到首位，表達了他鞏固現行社會秩序的強烈願望，這是由他的政治思想所決定的。而德行居首，又是古今中外教育思潮的主流。所以，他如此訓示士子，自在情理之中。可是，不能忽視他接着就補充說：「程朱諸子遺書具在，曷嘗捨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反對空談心性，要立足於經世致用，這才是他的宗旨所在。

同時，這些讚辭出自冠冕堂皇的官方訓示。看看他在知交中如何評論理學和理學家，對其真實思想的了解就會更全面和深刻一些。他在給郭嵩燾的一封信中寫道：「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朴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這些入木三分的評論，簡直是對理學和理學家的控訴書。

至於在私家記載中，曾國藩口中的理學家更不成器。倭仁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大師，曾氏私下卻說：「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仁），然才薄識短。」他曾羅致一批道學先生，「然第給以厚糈，不假以事權」。有一次他的親信幕僚對這些人有不敬之詞，他便直言不諱地告誡：「此輩皆虛聲純盜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獵得厚資者，正賴此虛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資，則彼之仇汝，豈尋常睚眥之怨可比，殺身赤族之禍，伏於是矣。盍戢諸！」很難想像，如此看待理學中人的曾氏，會是一個理學家！

晚清理學大師唐鑒

第四，看看他如何引導親人治學，理學在其心目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楚了。現存1459封曾氏家書，好些包含着諄諄告誡弟弟和子姪如何治學成才的內容，敞開心扉，表達了他的學術思想和對理想人格的期許。

他在給其弟國荃的一封信中寫道：

學問之道，能讀經史者為根柢，如兩《通》（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兩《衍義》（真德秀《大學衍義》、邱濬《大學衍義補》）及本朝兩《通》（徐乾學《讀禮通考》、秦蕙田《五禮通考》）皆萃《六經》諸史之精，該（賅）內聖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書，或熟其一二，即為有本有末之學。

這裏提到的四《通》，都是專題文獻彙編性質的書。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即以杜佑的《通典》為藍本而更為詳備，其內容包括田賦考、錢幣考、戶口考、職役考、徵榷考、市糴考、土貢考、國用考、選舉考、學校考、職官考、兵考、刑考等24個方面。徐乾學的《讀禮通考》是一部未編完的書，秦惠田的《五禮通考》即因徐氏體例，網羅眾說而編成。禮的含義很廣，後者不完全是一部禮儀之書。用曾國藩的話來說是：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曾國藩向自己的親屬推薦四《通》，顯然是讓他們了解社會和通達政務。他自己就說過：「如馬端臨錄於《文獻通考》中者，則經濟之學，無不洞晰。秦味經錄於《五經通考》中者，則典禮之學無不精研。」南宋真德秀的《大學衍義》和明代邱濬的《大學衍義補》兩書以《大學》的八目為綱，「皆徵引經訓，參證史事，旁採先儒之論，以明法戒，而各以已意發明之」。這實際是一套為皇帝及其臣下準備的政書。前者除了講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等外，子目包括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戒逸欲等等。而後者則補以前書所缺的治國、平天下兩目，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方面，而以經濟思想最具特色。值得注意的是，邱濬在理學史上並沒有什麼地位；真德秀雖對理學統治地位的確立起過重要作用，而就理學的理論而言，不過是朱熹思想的裨販或二三流的角色。在理學被奉為官學的時代，任何人要進入社會上層都不能不有所了解，曾氏選擇這兩部書是耐人尋味的。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它們具有很大的實用性，既有修心養性的進德之道，又不乏經世濟民之術，與他的義理與經濟不可分離的主張十分合拍。

要是說他給他弟弟推薦的六部書中還有一部理學著作的話，給他兒子開列的必讀書目就更加明白無誤地把理學置諸腦後了。他說：

十三經外所最宜熟讀者莫如《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余生平好此四書，嗜之成癖……自此四種而外，又如《文選》《通典》《說文》《孫武子》《方輿紀要》、近人姚姬傳所輯《古文辭類纂》、余所抄十八家詩，此七書者，亦余嗜好之次也……吾兒既讀五經四書，即當將此十一書尋究一番。

這張教子書目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把一個坦率地承認平生喜愛的古今著作不包括理學，且希望兒子信守這條治學道路的人稱之為理學家，不是顯然厚誣古人了嗎？

程朱理學集大成者朱熹

友：可是，難道理學對曾國藩純粹是門面話嗎？理學與曾國藩的關係究竟怎樣？

袁：把曾氏思想看作是發展過程，你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30歲（1840年）以前他忙於科舉和求官，與理學談不上有什麼關係。31歲開始先後向唐鑒、倭仁學習理學，如醉如癡。於是，以道學先生自居。開個玩笑，便自責「直大惡矣」；覺得自己的詩寫得不錯，又罵自己「如是可恥之至」；他喜愛圍棋，與友人下一局，自省為「全無心肝矣」。他的主要理學著作如《順性命之理論》《答劉蓉》《書學案小識後》都是道光末年學習理學的作品。與太平軍作戰後逐漸擺脫理學的羈絆。咸豐十年（1860年）後他事業進入巔峰期，理學的影響便更淡了。

友：這樣一說，聽起來不是全無道理。但你認為他的思想屬哪一家呢？

袁：學術思想上如果一定要戴頂帽子，稱曾國藩為儒家的經世致用派比較合適。他的儒學思想有自己的特點。

一是調和漢宋，博採眾長。

對儒家內部的各種流派，曾氏力持博採眾長、無所偏倚的態度。他曾在給一位朱熹信徒的覆信中表示：「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而他之所以推許秦蕙田，原因之一就在於「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兩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而在宋儒中他也力主調和朱陸及其後學。「當湖學派極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廢之流。」在儒家之外，他推許莊周為聖哲，盛讚其才，屢予徵引。這些都表現了他治學的博大胸懷。

二是立足於經世致用。

他調和各家，吸收眾長不是無原則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經世致用。為什麼他那麼看重四《通》？因為在他看來，「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秦於杜、馬為近」。也就是說，他把這些看作經世的大典。

他還認為：「文章之可傳者，惟道政事，較有實際……淺儒謂案牘之文為不古，見有登諸集者，輒鄙俗視之；不知經傳固多簡牘之文……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籌邊、論事諸牘。陽明精於性理，而其不刊者實在告示、條約諸篇。」什麼樣的文章才算是傳世之作？不同的答案體現着人們不同的人生和價值觀念。這段話本身不是什麼不刊之論，但它道出了曾國藩的理想和追求。據此斷定經世致用是曾氏治學的基本傾向，不是沒有足夠根據的揣測。

秦蕙田編纂的《五禮通考》

有的論著稱曾氏為禮學家。看到把曾氏視為理學家過於勉強，試圖做出新的概括，不失為有益的探索。他的大弟子李鴻章就說過：「其學問宗旨以禮為歸。嘗曰：古無所謂經世之學也，學禮而已。」問題在於這個概念不容易準確界定。

首先，儒家內部沒有形成一個可以稱為禮學的學術思想流派。其次，曾氏不是專治一經的學人，這個概念很容易使人們產生不必要的誤解，以為曾氏是研究禮學著作的專門家。再次，曾氏對禮的推許，表達了他的經世思想的重要方面，但是，還有一些重要方面，特別是具有時代意義的新思想，又不是禮學二字所能涵蓋的。

所以，我認為把曾國藩稱為儒家的經世致用派較為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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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晚清大變局（增訂版）》，獲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授權使用，標題為編輯所擬。

圖：Wikimedia Commons、紅葉山古籍文庫、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