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海玉

當我們談論作家與故鄉的關係時，既試圖探索地理意義上的故鄉對於作家及其創作的影響，也試圖揭示作家如何尋找精神意義上的故鄉。異鄉人石川啄木將北海道作為終焉之所，本地人三浦綾子終其一生書寫家鄉，相比之下，出生於此、選擇離開的渡邊淳一似乎最為灑脫。但果真如此嗎？

逃離故土

「即便現在，一到十一月，我依然會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壓抑的憂鬱情緒。我會想：不要在這裏消磨，得趕快逃到某個地方去。」這段話出自渡邊淳一，他要逃離的地方是札幌。1969年4月，北海道尚在早春微寒，時年36歲的渡邊淳一辭去札幌醫科大學外科醫生的工作，懷揣作家夢前往東京。此前一年，札幌醫大醫院在和田壽郎教授的帶領下，進行了日本首例心臟移植手術。然而，接受移植的病人於手術83天後不幸死亡，之後針對手術本身的諸多質疑，包括心臟捐贈者的死亡判定時間以及移植適應症等，成為社會焦點議題。

1971年，渡邊淳一根據在札幌高中生活時的一段真實愛情經歷寫成小說 《阿寒に果つ》，小說女主人公最終選擇在阿寒湖結束年輕的生命

當時在同一所醫院工作的渡邊淳一對於手術提出異議，他將心臟手術本身所涉及的醫療、倫理、宗教等要素，寫入小說《心臟移植》（後改名為《白い宴》），此書出版之後入圍直木獎，但渡邊淳一卻因此面對著來自醫院的壓力與其他醫生的批評。為此，他決定放棄醫生職業，遷居東京。

初到東京，渡邊淳一也曾懷疑自己的決定是過於草率。但唯有堅持寫下去。一年後，他憑藉《光と影》獲得第三十六屆直木獎，寫作的自信被徹底釋放：「我嚐到被許多人閱讀的幸福和被編輯追趕的喜悅，這讓我湧現出更強烈的創作熱情。」 1981年，他在《每日新聞》上連載的《ひとひらの雪》描寫了現代成年人的戀愛，引發熱潮，其單行本成為暢銷書。此後，他繼續通過《化身》、《失樂園》、《愛の流刑地》等作品，以情愛描寫探索生命的邊界，這為他贏得了作為暢銷書作家的巨大成功。

渡邊淳一

離開北海道來到東京的渡邊淳一成功了：作品暢銷、版稅充盈、被出版社追逐。隨著作品被改編為電影，他的朋友圈延伸到更多層面。東京為渡邊淳一帶來身為作家能獲得的最大滿足，北海道似乎成為過去式。

異鄉人之歸處

渡邊淳一想逃離的地方，對於一位外鄉人來說，卻是比故鄉更溫暖的樂土。

1907年5月，21歲的青年石川啄木從故鄉岩手縣移居北海道。他此行的心境很複雜，一方面是現實生活帶來的束手無策，失業伴隨著一家人的生活重擔壓在肩頭；同時，當時北海道唯一的文學社團「苜蓿社」（由函館的短歌愛好者同人們組成的文學團體），有一群同道中人正熱切地盼望著這位聲名鵲起的詩人的到來。

函館市文學館石川啄木展廳內的石川座像

函館是石川啄木（1886-1912）在北海道的落腳地，函館作為城市的相對性，似乎格外契合石川啄木的處境。它是去往本州的最近的地點，從內地來的移民，為改變命運闖北國的人，在這裡與故鄉道別。在函館與青森之間的津輕海峽，常出現在歌謠與文學作品中：「我乘上上野站開出的夜行列車，一路向北，津輕海峽，海鷗在鳴叫。」（取自《津輕海峽・冬景色》）

石川啄木確實曾乘坐從東京上野開出的東北本線回到北方。1902年，在家鄉博得「天才」美譽的石川帶著自己的詩作前往東京，拜訪當時文學圈代表人物——新詩社的與謝野鉄幹和晶子夫婦。與謝野夫婦欣賞他的詩歌，但單憑發表作品他無法生存，不得不離開東京。「懷念故鄉的方言／來到車站／在擁擠的人潮中／聽聽那想念的聲音。」他留下的詩篇，今天仍鐫刻在曾經是東北本線起點的上野車站月台的石碑上。

文學尋夢未果，石川不得不回到家鄉。他創辦的文學雜誌因為經費不足，只出版了一期就不得不休刊，在當地小學校的工作也無法繼續。相比之下，來自北海道的接納切實很多。1905年，石川到達函館後，在朋友幫忙下在彌生小學校擔任教員，同時在日日新聞社兼職，生活暫時穩定下來。可惜幾個月之後函館發生大火，城市大半被毀，小學校與新聞社化為灰燼，他不得不輾轉小樽、札幌等地尋找工作機會，最終於第二年冬天，在釧路新聞社開始記者的工作。

儘管石川啄木在釧路僅僅停留了76天，釧路的街道上卻保留著25處鐫刻著他詩作的石碑，以此紀念城市與這位夭折的天才詩人的緣分

然而，對於詩人來說，安穩讓他警覺。在釧路停留了僅僅76天之後，石川啄木第二次奔赴東京，且一去不返。重新來到文學首都的他一邊繼續創作詩歌，同時全力以赴寫作小說，因為這是當時更具時代性的文學樣式。作品雖獲出版，但他常為得不到什麼反饋而苦惱。1909年3月，上京約一年後，他終於獲得朝日新聞社的校對工作，生活略微安定，但仍入不敷出。之後，石川在理想與現實、時代與個體的對抗中堅持創作，失敗與悲劇感對他而言，既是詩人天生的、必要的感知，也是不可逃的命運。1912年4月，石川26歲的短暫生命終結於病亡。

石川啄木

以無家的流浪的逸民的姿態，石川啄木來到北海道開拓新生活。當北海道張開臂膀接納他時，他選擇離開。他曾經在給好友的信中寫道：「如果死的話，我會死在函館。」他未能死在函館，但他回到了這裡。石川離世之後，北海道的好友們將他的骨灰帶回函館，安葬在函館山的立待岬，山岬下的大森海岸是他在函館居住時經常散步的地方，他的墓碑朝向津輕海峽的碧藍海面。石川以這種方式完成了對心靈故鄉的回歸。故鄉，如母體一般，是必須被剝離、被放棄的地方，唯其如此，才永遠地被懷念。

心安之地

不斷流浪的人，對故鄉的情感與憧憬也許更強烈。在寄居與奔波之間，北海道為石川啄木提供了生活保障，他在故鄉與東京沒有獲得的慰藉，在北海道得到了，這強化了他對北海道的情感。那麽，從來沒有離開的人，又如何理解故鄉呢？

三浦綾子（1922-1999）出生於北海道中部城市旭川。因為罹患肺結核，她的治療與休養期長達十三年，這限制了她的行動。除了作為作家的外出採風，她幾乎從未離開過故鄉。

三浦綾子紀念文學館建在旭川「外國樹種見本林」中。旭川寒冷且多風，明治初期日本政府為引進合適的海外樹種，在這裡做觀察與培育而建設的一片林地，現在已經長成茂密的林地。她的小說處女作《氷點》（1964年，三浦綾子42歲）的「舞台」就設定在這里，之後她以旭川與北海道為背景創作了多部中長篇小說。

三浦綾子文學館的六角形屋頂是冬天多積雪的北海道常見的建築樣式

三浦綾子一生共創作超過85部作品，其中長篇小說的影響力最大。根據研究者小池友惠統計，其長篇小說中登場的地點幾乎覆蓋北海道各地。

除了「地點」入鏡，在北海道發生的「事件」也進入三浦的小說。《塩狩峠》（1968）取材於一起真實事件：一位鐵道員為挽救乘客的生命，捨身攔擋脫軌的列車。《泥流地帶》取材於1926年發生在富良野的火山爆發與泥石流災害，嚴酷的自然奪走了家園，人們只能掩埋親人、擦乾眼淚，重頭再來。

三浦綾子的作品不但讓北海道成為她筆下的文學舞台，也幫助整個日本認識和理解了北海道的獨特文化與歷史。這裡的自然條件雖然豐富，但要建設為漁港、牧場、林地、城市，背後是無數人在嚴苛環境中的奮鬥。外來者眼中藍天碧海、綠草茵茵、牛羊奔跑的明媚，對於本地人，則是極寒冬天的漫長忍耐；而在歷史層面，作為拓荒之地的北海道曾經接納了大量的新移民，使得它常常被賦予新希望的浪漫感。

三浦綾子

以北海道為皈依的三浦綾子在作品中刻意地表現了這種多重性。比如，《氷點》中描寫的外來樹種培育林地，既是凶案發生現場，也是從仇恨中被救贖的人們眺望遠山的地點。在極寒、陰鬱、絕望中，生命本身就是希望，三浦綾子以這種悲愴為家鄉注入了宿命感，從而賦予這種在宿命中的掙扎與生存以神聖性。因為她的作品，北海道不再僅僅是一個遠方，而是承載著信仰的心安之所。

1998年，渡邊淳一文學館在札幌的中島公園開館。文學館中展示了這樣一段文字：「一言蔽之，我對北海道的感情可謂愛恨交加。毫無疑問，北海道是我的故鄉……四季更迭，這裡埋藏了我無數的回憶。然而，愛之深責之切，不滿、焦躁、甚至厭惡，經年累月地滋長。可是，正因為這種愛恨參半的情感，令我與北海道惺惺相惜，我對北國的熱愛，永不消逝。」1991-2000年間，渡邊淳一為冬天與北海道同樣極寒的冰島擔任日本冰島協會會長，那裡與故鄉一樣廣袤的雪原，大概紓解了他的故鄉之情吧。

作家渡邊淳一、石川啄木與三浦綾子，他們在各自的作品和人生中，既有逃離的無奈，也有歸宿的堅定。這種複雜的情感糾葛，不僅是個人命運的反映，更是北海道這片土地在每個人心中留下的獨特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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