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將為全球治理提供前所未有的靈活性和高效性。資料圖片

文：劉暢

5月30日，香港迎來歷史性時刻——《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儀式在此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出席《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儀式，並有近60個國家和聯合國等20個國際組織派代表出席。王毅表示，國際調解院作為國際法治領域的創新之舉，在國際關係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踐行了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明確載明調解是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優先方法之一。

國際調解院是全球首個專門通過調解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組織，也是香港繼國際金融中心後承接的首個國際政治組織總部。近60個國家和20個國際組織的高級別代表齊聚香江，標誌中國倡導的「以和為貴」理念正式納入國際法治體系，為全球治理變革注入新動能。

調解：仲裁與訴訟之外的和平之道

為何要成立國際調解院？簡單而言，這是全球第一個專門通過調解方式解決國家間與國際商事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在以往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中，訴訟、仲裁佔據主導地位。這些傳統手段固然有效，卻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短板：如訴訟及仲裁通常需要爭端雙方完全接受第三方判決，往往缺乏靈活性，且耗費大量時間和經濟成本，也容易造成爭端雙方關係的進一步惡化。

相比之下，調解是尊重各方意志的和平手段，通過中立第三方的促進，讓爭端各方積極溝通、相互妥協，從而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共贏方案。這種方式不僅更為靈活、經濟，而且更富前瞻性和建設性，有利於爭端各方關係的長遠改善。事實上，調解機制本身所體現的正是濃厚的東方智慧和中華文化理念——「以和為貴」、「天下大同」。正如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所言，調解更富靈活性和經濟性，體現了東方和合文化傳統，回應了各國求和平、促穩定、謀發展的共同訴求。

更重要的是，國際調解院的成立，正是中國智慧與國際治理體系深度融合的一個典型範例。長期以來，國際社會的許多組織和機構，往往受西方主導，存在明顯的傾向性和偏見，導致國際爭端解決過程中公平性和客觀性屢受質疑。而國際調解院的誕生與運作，正是中國聯合其他立場相近國家，推動國際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客觀方向邁進的重要一步。

香港：獨特優勢造就調解院之都

國際調解院總部選址香港，絕非偶然。作為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香港擁有獨特的「超級聯繫人」地位，能夠自如地在不同文化、法律和商業環境中穿梭。這種獨特優勢，使香港成為調解國際爭端的理想場所。

香港擁有成熟的法治環境和豐富的爭議解決經驗。多年來，香港已經發展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國際仲裁中心，其對正當程序的崇高標準和維護仲裁協議的有力方法，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這些寶貴經驗和專業知識，將為國際調解院的運作提供堅實基礎。香港具備「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這一獨特安排使香港既能充分利用國家的支持，又能保持其國際化特色和普通法傳統，為國際調解提供兼具中西特點的環境。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所言，香港在法治建設及法律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特別是在解決商業爭端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此外，香港還擁有多元文化背景和國際視野的專業人才庫。這些精通多國語言、熟悉不同法律體系和商業慣例的專業人士，將為國際調解院提供寶貴的人才支持。

中國智慧：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新動力

國際調解院的成立，凝聚中國智慧，堪稱中國智慧的結晶，並且是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重要標誌。從2022年中國與近20個立場相近國家共同發起倡議，到如今近60個國家參與其中，國際調解院的迅速發展彰顯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也體現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發起的這一國際機制高度認可與信任。

國際調解院的成立，也向國際社會發出一個清晰而強烈的信號：以對話促進和平、以協商解決爭端的東方智慧和理念，正在逐步取代西方主導下的零和博弈思維，成為全球治理的主旋律。國際社會需要的是平等協商的合作機制，而非任何一個國家或集團的單邊主宰和操控。

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將為全球治理提供前所未有的靈活性和高效性。這不僅是對香港法治環境和專業水平的高度認可，更為香港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正如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所言，除了有機會發揮香港在國際商事爭議解決服務的傳統優勢和獲得提供這類服務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外，更重要的是提升了香港在國際上的地位和知名度，相信能產生磁石效應，吸引來自各方人士來港參與各式各樣活動。

在全球化面臨重重挑戰的今天，國際調解院的成立無疑為世界注入了一股和平、合作的新動能。香港作為國際調解院總部所在地，肩負重大的歷史使命。《公約》的簽署，標誌一個以對話替代對抗，以共贏替代零和的新時代的來臨。在這個新時代，東方智慧與國際法治的結合，將為解決全球爭端提供更多元、更有效的路徑。

作者為香港新方向總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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