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訊】「五四運動」廣義上包括了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五四愛國運動的主導力量是知識界，新文化運動的倡導力量更是中國第一代「近代知識分子」的代表。

在香港三聯出版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增補版）中，作者陳萬雄認為，因其所屬的民族危機歷史環境，與適逢其時的歷史上僅見的教育背景，這批崛興於二十世紀初的近代型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歷史性格，對文化的革新有著他們根本的態度和價值取向。在書中〈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考〉一篇中，作者輔以實例，闡述了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兩種主要精神。

《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從破壞中求建設，崇尚不破不立

首先，他們認同從破壞中求建設，崇尚不破不立。這樣的態度與他們身處的時代環境有直接的關係。自晚清以來，中國備受外國的侵凌，而且在世界新文明的衝擊下，日益暴露了傳統思想的落後，加之社會上充滿腐朽封建造成的不合理，他們都是身有所感、目有所見，因此不滿的情緒特別濃烈。這就是為甚麽他們會對之抨擊不遺餘力，甚至採用激烈的言論去表達他們過分的憂慮。在他們眼中，不破不立，有了破壞才可以建設。不過我們常側重他們在「破」的作為，不管對他們的評價是站在貶或褒的立場。其實這一輩人，在他們不遺餘力地進行「破壞」的同時，他們之中不少人一生都致力於探索足可導引中國社會走向近代化的新文化建設。

五四運動學生遊行

這種新文化的建設，不限於社會文化，近代中國多種新文化學術基礎的奠定，都是出於第一代近代型革新知識分子之手。蔡元培固然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和規模的建基者，同時也是中國近代美學、倫理學的建構者。陳獨秀及早向中國輸入世界文學新理論，他一生不斷探求中國語言文字的改革，晚年雖貧病交困，仍奮力要完成旨在以科學方法去學習中國語文的著作。胡適的《中國哲學史》，以及對《紅樓夢》、《水滸傳》和《水經注》等的研究，目的也在建立一種新的學術研究方法。謝無量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民國後擔任過孫中山的秘書，他的《中國大文學史》、《中國婦女史》、《中國佛教史概論》等著作，都是近代中國學術開山之作。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已成為這方面研究的經典之作。另外他在兒童文學、版畫以至西方文學理論的介紹，都是先驅者。高劍父和陳樹人創立嶺南畫派，於右任創立新草書，黃賓虹的新山水畫，李叔同（弘一）的美術和音樂，李大釗的新史學理論等等，幾乎在每一個文化項目上，都見到第一代近代型革新知識分子所做的奠基性和開創性的貢獻。影響所及，也見於第二代新文化運動的胤子，在傳統中國各方面導向上有出色的創建。新文學不必說，學術上顧頡剛的國故整理；傅斯年的新史；馮友蘭等人的新哲學建構；匡互生和葉聖陶等人通過辦白馬湖中學、辦《中學生》、辦開明書店，出版眾多豐富多彩的讀物，以建立新式教育。

以上所舉例子，旨在說明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作為中國近代型革命知識分子，在從事激烈的文化「破壞」的同時，也努力從事文化建設的事實。甚至歐陽竟無的佛學院，太虛的佛學現代化，都是這輩有相同背景的新型知識分子的建設成果。甚至史學上由「疑古」到「證古」，再到中國近代考古學建立，以重建中國古代文明史，都可以證明。^[1] 這種例子可舉出的尚多，發掘史料集攏分析，五四新文化運動會呈現出新的圖像。

北京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

開放的心靈和創化的精神

其次，開放的心靈和創化的精神，也是這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的特徵。這類型的知識分子，有著開闊的世界視野和國際性的胸懷。他們熱愛民族和國家，願意為之而獻身。但他們並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們普遍具有一種國際主義的民族主義和愛國精神。在文化上，他們態度開闊，具有要糅合中外文化創化新文化的精神。影響所及，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化人，在學術上都有著這種開放而富創化的精神。一個很好的例子是，1927年鄭振鐸編寫一套四冊的《文學大綱》，這是一部不僅在中國即使在世界上，在當時來說，都是有真正意義的世界文學史。另外，鄭振鐸為倡導人之一的「文學研究會」，其「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他們出版的《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在於「一方面想介紹世界的文學，創造中國的新文學，以謀我們與人們全體的最高精神與情緒的流通」。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學者都以世界視野去創化新文化和學術。

五四遊行被拘留之北京高師學生七日保釋返校

清末以來，學術大家輩出，其原因除了受到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令思想勃發，思路大開。更重要的是，他們研究學問存著一種強烈的使命，要為中國創立新的學術文化。他們的學術成就與他們學術生命目標攸關，這所謂站得高看得遠，與立其大者的意向有關。這輩知識分子並非只靠單純的意識形態及幾句簡單的口號去倡導推動的。他們真是紮紮實實地做研究，他們真正做實踐性的文化基礎工作，是一種從根做起的態度。

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在於作一種對歷史的紀念。重要的是從檢討歷史的角度，去探索近代中國發展的合理可行的方向，作為我們構思未來發展的依據。

近代中國出現了近代型革命知識分子，距今已有百年。結合歷史的考察和現實的觀察，未來中國發展的關鍵說到底仍是在文化教育。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現在，由於時局及各種原因，文化教育的創化和基礎工作任務尚未取得良好的發展，如何吸收前人的經驗，開拓出我們新時期所要走的文化道路，是我們關心中國前途者刻不容緩的工作。

[1] 當代考古大師蘇秉琦先生，在描述近代中國考古學勃興的歷史，就直截了當地說：「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就是五四運動的產物。」見蘇愷之，《我的父親蘇秉琦：一個考古學家和他的時代》，北京：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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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增補版）

作者：陳萬雄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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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增補版），轉載自香港三聯微信公眾號，獲香港三聯授權使用。

圖：出版社提供、Wikimedia Commons、香港中央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