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浙合作的深化，需超越短期項目對接，轉向制度性安排。資料圖片

文：余明非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率團訪問浙江，不僅是兩地經貿合作的常規動作，更是國家戰略層面的一次關鍵部署。此行聚焦「推動內地企業借香港平台『走出去』」，既是對「一國兩制」優勢的實踐深化，亦是回應全球供應鏈重組與西方技術圍堵的破局之策。從歷史淵源到現實需求，從區域聯動到國家戰略，港浙合作的升級版正為中國高水平開放提供示範性路徑。

浙江與香港的合作淵源可追溯至近代「寧波幫」的崛起，昔日一眾江浙商人將資金、技術與國際視野帶入香港，推動香港從轉口港轉型為亞洲製造業與金融中心。改革開放後，「寧波幫」反哺家鄉，截至2024年，寧波港資企業已超6000家，佔當地外資半壁江山，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這種「雙向賦能」的歷史基因，為當下合作奠定了深厚基礎。

當前，全球地緣政治緊張與供應鏈「去風險化」浪潮疊加，中國企業極需突破西方圍堵、重構國際布局。香港憑藉「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地位——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最自由經濟體、國際化法治環境，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戰略跳板。李家超此行推動12家浙江企業與港簽約，涵蓋創新科技、物流等領域，正是將香港的國際網絡與浙江的產業優勢結合，打造「內地研發+香港融資+全球拓展」的閉環。

現今，香港在新形勢下強化「超級聯繫人」的角色，通過金融、法律、專業服務連接內地與全球市場。行政長官李家超也多次強調香港需升級為「超級增值人」，即在聯通基礎上，為企業提供技術轉化、標準制定、風險管理等高附加值服務。面對國際競爭格局的複雜化，單純的「通道」功能已不足以應對挑戰。

以浙江的科創企業為例，杭州的「六小龍」企業（如深度求索、強腦科技、宇樹科技等）雖在人工智能、機械人、腦機接口領域具備技術優勢，但國際化經驗與資本運作能力相對薄弱。香港可憑藉其成熟的上市融資平台、跨境法律協調機制，以及與國際接軌的ESG標準，助力浙江科企突破技術出口壁壘、對接全球資本市場。同時，香港的「高才通計劃」已吸納逾4000名浙江大學畢業生赴港，未來可進一步通過人才聯培、跨境產學研合作，為兩地科創生態注入持續動力。

從國家發展大局看，港浙合作是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支點。一方面，浙江作為長三角經濟重鎮，擁有完備的製造業鏈與數字經濟基礎（如寧波舟山港貨物吞吐量全球第一）；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樞紐，可通過「滬港通」及「債券通」等機制，將內地實體經濟與全球資本市場深度綁定。此次簽約的物流合作項目，正是利用香港的國際航運管理經驗與浙江的港口資源，優化東亞供應鏈佈局，降低對西方主導航運體系的依賴。

此外，面對西方技術封鎖，香港的「一國兩制」屬性使其成為突破圍堵的「戰略緩衝區」。浙江企業可通過香港的知識產權仲裁中心解決國際技術糾紛，或利用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為跨境技術交易提供結算便利，從而規避單邊制裁風險。這種「以香港之盾護內地之矛」的模式，正是國家統籌安全與發展的創新實踐。

港浙合作的深化，需超越短期項目對接，轉向制度性安排。例如，兩地可共建「跨境科創飛地」，允許浙江企業在香港設立研發前哨，同時吸引國際人才以「彈性簽證」模式往返兩地；亦可探索「數據過河」試點，在保障安全前提下打通兩地數據流通堵點，為數字貿易提供支撐。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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