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香港而言，「對等關稅」危機恰是重塑競爭優勢的歷史契機。資料圖片

文：梁文聞

美國向全球發動關稅戰，揮舞「對等關稅」的大棒，試圖以保護主義重塑國際貿易版圖。香港這座國際自由港，面對這場經濟大風暴，正以獨特姿態應對挑戰。從行政長官公布的七大應對策略到財政司司長對金融體系穩健性的自信表態，香港展現出的不僅是應對短期衝擊的韌性，更是對全球化本質的深刻理解，應對更顯得準備十足。

這場關稅博弈背後，既是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的較量，更是經濟規律與政治操弄的角力。事實上，美國此次對香港加徵關稅的政策，表面上打着「公平貿易」旗號，實則是將國內政治壓力轉嫁於國際市場的霸權邏輯。這種政策本質上是將關稅視為萬能藥，試圖通過提高貿易壁壘實現製造業回流。然而，歷史早已給出明確答案——1980年代美國對日本半導體產業實施100%懲罰性關稅，非但未能遏制東芝、日立的技術崛起，反而加速了亞洲半導體產業鏈的重構；1970年代英國對進口汽車徵收33%關稅，最終導致本土汽車企業在保護傘下喪失創新動力。這些案例印證了一個經濟學上的定律：行政干預或許能短暫緩解政治焦慮，卻永遠無法替代市場對效率的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美國政策對香港的衝擊，更多體現在象徵意義而非實質影響。2024年香港對美出口僅佔總出口的0.1%，較2018年的8.6%大幅萎縮，而東盟市場份額同期從7.4%攀升至8.7%。這種此消彼長的貿易格局變遷，恰恰揭示了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深層邏輯——資本永遠在尋求更高效的配置方式，而非固守地緣政治劃定的疆界。

香港應對衝擊的底氣，首先源於《基本法》奠定的制度基石。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香港在貨物、資金、人才流動方面保持着94%的零關稅覆蓋率，這種制度優勢絕非短期政策調整所能動搖。從金管局協調銀行界提供周轉支持，到出口信用保險局的風險對沖機制，香港構建的立體化貿易服務體系，正在將關稅衝擊轉化為制度創新的契機。

更具戰略意義的是，香港自由港地位與內地市場的深度聯動形成獨特優勢。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框架下累計突破102億元人民幣的關稅優惠，不僅為香港企業打開14億人口的消費市場，更創造出「香港研發—灣區制造—全球銷售」的新型產業鏈模式。

面對關稅壁壘，特首李家超表示會從七方面加大力量鞏固香港優勢，防範和化解風險，包括全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強國際交往合作，深化區域合作；把握多國需要分散地區風險的大趨勢，吸引外國企業和資金進駐香港；繼續為業界提供支援，協助企業應對挑戰等。香港的應對策略，呈現出清晰的三個維度：在空間上向東盟、中東等新興市場拓展，在產業上向高附加值領域攀升，在要素配置上向科技創新聚焦。這種多維突破的戰略選擇，既是對短期衝擊的回應，更是對長期趨勢的把握。

在區域合作層面，香港正加速擴闊國際網絡，包括與沙特、秘魯等國的投資協定談判，在伊茲密爾、開羅新設的經貿辦事處，以及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持續努力等，都在重塑香港的貿易版圖。更具象徵意義的是，港交所與中東交易所的互認機制，以及中資ETF在沙特的成功上市，標誌著香港金融體系正從「東西方橋樑」升級為「全球南方樞紐」。

在產業轉型方面，香港着力打造的數字貿易樞紐和供應鏈服務中心，本質是在重構價值鏈話語權。通過將傳統轉口貿易升級為涵蓋數據流、資金流、技術流的綜合服務，香港正在將關稅成本轉化為服務增值空間。這種轉型在跨境電商領域尤為明顯——2023年香港數字貿易規模同比增長28%，其中面向東南亞的B2B平台交易量激增45%。

祖國成香港應對挑戰的根本底氣，在於背靠祖國的戰略縱深。粵港澳大灣區8,700萬人口、4萬美元人均購買力的消費市場，為香港企業提供了天然的避風港。更重要的是，國家「雙循環」戰略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深度耦合，創造出獨特的風險對沖機制——當外部市場波動時，內地市場的穩定性成為香港經濟的壓艙石；當國際資本避險時，香港的離岸人民幣業務又成為資金配置的安全港。

回望歷史長河，從19世紀英國廢除《穀物法》開啟自由貿易時代，到20世紀末世界貿易組織多邊框架的確立，每一次全球化進程遭遇的逆流，最終都成為制度創新的催化劑。當前美國掀起的關稅戰，本質上是對全球產業鏈重構趨勢的應激反應，這種反應恰恰暴露了其產業空心化的深層焦慮。

對香港而言，這場危機恰是重塑競爭優勢的歷史契機。當關稅壁壘迫使企業重新審視供應鏈布局時，香港的法治環境、專業服務和金融配套，正成為跨國企業區域總部選址的首要考慮。2023年香港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數量逆勢增長5%，其中65%企業將「對接內地市場」列為首要考量，這正是市場「用腳投票」的結果。

站在新的歷史關口，香港的應對之道早已超越單純的經濟策略，而是對全球化本質的堅守與創新。香港憑藉制度優勢與國家支撐構建的「深水港」，將會在風雨洗禮中彰顯其不可替代的價值——因為真正的自由貿易，從來不是誰的恩賜，而是人類經濟文明演進的歷史必然。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前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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