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米哈

全城都在談畢加索，我卻想說一下安格爾。

在安格爾的畫中，不只有秩序。真正令人屏息的，是他以極冷靜的筆觸，展現出一種只有文明才會哀悼的傷感，我稱之謂「大敘事的哀傷」。那不是母親對女兒的私密悲痛，不是戀人對死者的潛語呻吟，而是對歷史、對命運、對時間所流下的汗水與淚。這正是安格爾與其他畫家的分野。

舉例，在《聖桑福利安之殉道》（The Martyrdom of Saint Symphorian），安格爾不畫血與傷，不畫驚懼與痛苦，而是畫一種被文明包裹起來的痛。畫面壯麗，近四米高、超過三米寬，構圖滿溢，人物如浮雕般擁擠在一個場景中間。

畫中，年輕的聖桑福利安站立於畫面中央，舉起雙手、表情堅定，而包圍着他的是高聳的羅馬式建築與群眾，有指責者、有圍觀者、有悲憫哀求的母親。上方的天空，神光斜灑而下，彷彿為即將發生的犧牲注入一層神聖。

這不是一個人正要死去的畫面，而是一個信仰、秩序、宗教三者交織下的「歷史瞬間」。安格爾精準地利用古典的構圖與對稱，把死亡從個體經驗抽離，轉化為文明寓言。他不像浪漫派那樣強調個體的苦難，而是用古典的美學語法，把哀傷冷藏在形式之中。觀者愈細看，就愈能夠感受到那種壓抑下來的哀傷。

批評者在1834年看到這幅畫時，多半是失望的。畢竟，這是一幅花了十年構思與完成的畫作，本應是安格爾作為新古典主義大師最高的藝術宣言之一，卻被指為過度擁擠、構圖不自然、人物死板。然而，我們今日再看這幅畫，看到的不是技巧的瑕疵，而是駕馭歷史感的野心。

安格爾出生於1780年的法國，正處於新舊時代交替的動盪期。他在藝術中尋找永恆的秩序，對抗時代混亂的不安。他的作品常帶着一種堅持的沉默，彷彿在提醒觀者，文明的背後總隱藏着難以言說的失落。這種失落，並非情緒的宣洩，而是理性的節制，蘊藏在每一道明確的線條。

安格爾的影響遠超他所處的時代。19世紀末期以來，藝術界持續掀起各種變革，從印象派到立體主義，藝術家紛紛放棄古典傳統，擁抱現代與未來。然而，即便在最激烈的藝術叛逆之中，也不乏對安格爾式秩序與形式的重新思考與借鑑，畢加索便是其中一員。

畢加索透過安格爾，意識到真正的藝術從來不只是技術的展示，而是一種直面歷史的勇氣和沉思。對安格爾的欣賞，便是對這種藝術精神的認可與繼承。

畢加索從未隱藏他對安格爾的欽佩，他曾徹底搜遍安格爾的作品與歷史，從中抽取形象，重組、模仿、構圖，而畢加索明白，安格爾正是這樣的一位畫家：一位不甘停留於現實的仿古人，他從拉斐爾與古代神話中奪回嚴謹與秩序，將之強硬植入那混亂新興的時代。

當我們今天重新審視安格爾，我們看見的不再只是古典主義的刻板印象，而是一種深沉而富有張力的文明哀歌。這種哀歌並非悲觀主義的呻吟，而是對文明、歷史與人性長期對話的智慧與韌性。安格爾的畫筆，凝固了那些無法言語的複雜情感，提醒我們：文明是一則悲壯而優美的大敘事，又是超越個體的集體哀傷。

圖：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