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具體化。資料圖片

文：馮煒光

2025年4月4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頒布35周年的大日子。作為大學生時代，有幸成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學界代表之一的筆者，對此深有感受。沒有《基本法》，哪有今天的港幣仍然是國際硬通貨？沒有《基本法》，哪有今天立法會議員全部由選舉產生？沒有《基本法》，哪有今天行政長官由選舉產生？又哪有今天的司、局級官員由港人出任？沒有《基本法》，哪有今天香港仍然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一個地方的宗主權改變，歷史上屢屢有發生動亂，甚至流血。但香港在偉大祖國的關愛和照顧下，平穩地回歸母體，且港幣一直在國際流通，港人至上心的樓價沒有大變動，甚至是相較1990 年時升了不少，以至香港年輕人興嘆「上不到車」。香港樓價高企，和香港的土地規劃和供應，大有關係。但樓價高這個現象，從側面反映了香港自1990 年迄今35年，整體經濟發展了，上了新台階了；否則樓價不可能上升。這便是《基本法》發揮的定海神針的作用。《基本法》作為特區的根本大法，是把「一國兩制」具體化的最重要法律文件，是特區不斷向前發展的制度保障。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1990 年代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秘書長。筆者也是在當年和梁先生結緣的。筆者當時年少氣盛，甚至和梁先生吵過架。尚幸梁先生寬宏大量，早有領袖之風，原諒了筆者當年的魯莾。爾後梁先生還偶而和筆者一起吃過午飯，閒聊政局。2013年時更不計前嫌，委聘筆者為他任內的新聞統籌專員，令筆者對香港政局有第一身參與。這都是《基本法》的製訂，給筆者帶來的親身和深刻的變化。

《基本法》對香港政局，也帶來根本性的正面變化。筆者出生在港英年代，由大學到初入職場。1990年《基本法》頒布前，港人怎可能想像到香港的最高行政領導，可以由本地華人出任？至於一眾具決策權的官員，也全是金眼碧髮的英國人，或一些「小英國人」出任，怎可能輪到愛國愛港人士？當年筆者在香港大學念書，有幸多次見到時任校長黃麗松。黃校長便曾在筆者面前調侃當時的白人高官，說他們一年也不用多買一雙皮鞋，因為他們的鞋子除了踏地毯外，不會踩到香港的土地上，故損耗不大。當時英國人的「堅離地」，不是今天某些黃絲港人能夠想像的。有了《基本法》，整個香港政制朝向市民問責轉變。今天的特區官員或有可改善之處，但都不敢像當年的港英時期的白人高官般以高高在上的姿態，俯視香港眾生。

至於《基本法》內的第23條，維護國家安全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是真正的國際標準。然而由於香港情況複雜，別有用心人士和媒體，不斷煽惑民眾，又不間斷地抺黑祖國；以至令23條立法一波數折。但也在2024年3月23日成功制訂及生效。這也從一個側面反證：歷史正確的事情，縱使好事多磨，但終究是會成事的。  

《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具體化。只要港人在愛護「一國」的前提下，發揮「兩制」的所長，香港定能在《基本法》的保障下，再有一個輝煌燦爛的35年！

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株洲聯誼會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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