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香港證券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對諮詢委員會的組成和運作模式進行深入反思和調整。資料圖片

文：陳志華

香港證券市場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轉型壓力。在國際金融中心競爭白熱化、金融科技顛覆傳統業態的關鍵時刻，政府決策諮詢機制的改革需求日益凸顯。現有諮詢架構長期依賴單一渠道吸納業界意見，這種歷史形成的路徑依賴已逐漸顯露出制度性缺陷，亟待通過結構性改革突破發展瓶頸。

一、單元化諮詢模式的制度性困境

現行委任機制產生的結構性失衡，使得諮詢委員會呈現明顯的同質化特徵。根據公開資料統計，幾十年間多個諮詢機構的成員構成中，絕大多數代表來自同一證券業界組織，這種單一來源的成員結構直接導致議題設置與政策討論呈現高度趨同化。當監管創新涉及利益調整時，決策過程容易陷入「群體迷思」，難以形成突破性解決方案。

成員選拔的單一性直接影響了政策制定的多元觀點和全面性。由於成員主要來自於同一組織，這樣的結構可能導致政策討論缺乏足夠的多樣化視角和創新思維，往往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未能得到充分體現。這些群體不僅要具備豐富的行業實踐經驗，還能提供獨到的專業見解，這對於政策的創新和有效性提升至關重要。其次，這種聲音同質化現象為香港證券業界的長期進步設置了障礙。當政策措施未能全面反映市場的多元需求和挑戰時，市場的創新能力和全球競爭力可能受到遏制。政策如果過於側重於某一特定利益集團的需求，可能導致其他市場參與者的利益被忽視，不利於市場的健康發展與可持續性。此外，當政策制定過程缺乏透明度和廣泛參與時，市場參與者可能對政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產生懷疑。這種不信任感可能進一步影響市場的穩定性，削弱投資者的信心，從而對整體市場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這種封閉型決策模式已造成實質性政策盲區。在虛擬資產監管、場外衍生品清算等創新領域，現有諮詢架構未能及時反映金融科技公司、新興交易平台等市場主體的專業見解。某國際投行2023年研究報告指出，香港在Web3.0監管框架的制定進度較新加坡落後11個月，這種監管滯後直接影響新型業態的本地集聚效應。

利益固化形成的「監管俘獲」現象，已對市場公平競爭產生負面影響。業界反映，多項改革方案未能充分考慮差異化服務需求，標準化監管要求顯著增加合規成本。這種政策設計偏差，實質上削弱了市場服務的多層次供給能力。

二、國際金融中心的多元共治經驗

紐約證券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結構顯示，學術機構代表佔比達35%，金融科技專家佔比20%，這種知識結構的多元化有效提升了政策的前瞻性。倫敦金融城發展署的經驗表明，引入行為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參與監管設計，可使政策工具更符合市場主體的行為特徵。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監管沙盒」機制成功關鍵，在於建立跨領域的專家評審委員會。該委員會不僅涵蓋傳統金融機構，更納入科技公司、法律專家和消費者權益組織，這種多維度視角確保創新風險的可控性與市場效率的平衡。

東京證券集團改革委員會的實踐證明，建立輪值委員制度與利益申報公示機制，可有效防範行業利益集團對政策制定的過度影響。其強制性成員更替規則要求每屆委員會新成員比例不低於40%，保證了政策思維的持續更新。

三、諮詢架構改革的戰略路徑

成員遴選標準應突破傳統的機構代表模式，建立「專業能力＋公共利益」的雙重評估體系。可借鑒歐盟金融服務用戶委員會模式，設置獨立的資質認證委員會，從學術成就、行業貢獻、公共利益代表等多維度建立量化評估指標。

建立動態化的利益申報與迴避機制，對涉及重大市場改革的議題，強制要求相關利益方代表進行利益衝突聲明。引入政策模擬測試制度，通過壓力測試評估不同利益群體的政策承受能力，提升決策的科學性與包容性。

構建「核心委員＋專題顧問」的混合型組織架構。核心委員保持專業性與連續性，專題顧問根據具體議題從學術界、科技界、投資者保護組織等領域動態選聘。這種彈性化結構既可保持政策延續性，又能確保專業視角的全面性。

促進香港證券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對諮詢委員會的組成和運作模式進行深入反思和調整。引入更多元化的成員背景和專業知識，確保各類持份者的意見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充分考慮，這是提升政策有效性和市場競爭力的關鍵舉措。這不僅有助於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還能提高市場的透明度和信任度，為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市場挑戰做好充分準備。通過這樣的改革，香港有望鞏固其在全球證券市場中的領先地位，並為世界其他金融中心提供寶貴的經驗和參考。這一過程不僅是對現狀的改進，更是對未來的投資，將為香港的金融市場帶來更加繁榮的前景。這樣的進程將持續推動香港金融業的現代化，為未來的挑戰和機遇奠定堅實的基礎。

作者為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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