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暉

經過了一個世紀的政壇風雲與官制興革，人們回首發現：「科舉競爭」無論是與我國古代的世卿世祿、察舉徵辟，還是與外國古代的貴族制、軍功制與「奴官」制（如近東的所謂馬木路克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舉廢除後，我國軍閥時代與後來的官制也未見得優於、甚至常常是劣於科舉。另一方面現代文官制中的考試制度卻有許多類似科舉的程式。因此為科舉制「平反」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了。當然，對照現代文官制的實踐，要挑科舉制的毛病也是輕而易舉的。諸如考試內容的陳腐、參考資格與考試規則等方面用現代眼光看也並非絕對公平。而當時的官吏銓選中，除考試外也還存在着其他非競爭性因素，如世襲、恩蔭、薦舉、捐官、特授、奴官（太監外任或清時滿洲包衣外任之類）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現代文明標準苛求前人，則應當說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確難以找到一種政治人材選拔方式其「公正」性與效率能超過我國科舉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舉制度在嚴肅科場紀律、實行規範競爭方面的確是我們現行的考試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舉徵辟」色彩濃厚、身份與「關係」背景強烈的我國現行幹部制度應當借鑒的。

撇開貴族政治（它一般與非中央集權的「軟國家」相聯繫）不談，歷史上凡屬中央集權的「硬國家」，無論中外，都有賴於高度科層化的職業官僚政治。印度莫臥兒帝國的曼薩卜達爾（mansabdar）體制有33級官階，從「十人長」直至「萬人長」，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徵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羅馬基礎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國也有複雜的羅戈瑟特（logothete）文官體制，正是靠了這種體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國才得以與特馬（軍區）制下軍官貴族化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傾向相抗衡，從而維待着國家行政管理職能，使帝國在內憂外患頻仍的兒個世紀中得以延續。所有這些官僚體制都有賴於一套中央銓選、考核與「僱傭」官員的程序。但是，曼薩卜達爾體制的原則是「軍而優則仕」，軍事官僚的色彩遠過於文職色彩。作為高級「國家僱員」他們脫胎於莫臥兒早期的僱傭軍，其成員多為外國（印度以外的西亞、中亞伊斯蘭地區）冒險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儘管曼薩卜達爾體制以官僚法定薪俸極高而聞名於史，國家對他們也一直擁有任命與考核之權（如所周知，這兩點即高薪與考核是當前人們談論最多的反腐敗方法），但這一體制的腐敗速度與程度仍然極為驚人，可以說決不下於我國傳統的科舉官僚體系。

拜占廷的羅戈瑟特官僚體制文職色彩濃厚，而且對於具有政教合一特點的拜占廷東正教帝國來說，這一官僚體制既保持着獨立於教會系統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識形態（宗教）自律。國家對文官的考核內容則包括羅馬法之類的實用知識。然而羅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馬軍事貴族的創約而十分有限，而且由於政治貴族化的發展，官僚的作用日益減弱，到14—15世紀羅戈瑟特大都已成為無權的虛銜。另一方面由於羅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無薪職，又執掌徵收賦稅之權，因而腐敗也非常嚴重。最後，這一文官體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廷國家滅亡的先兆。

與這些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相比，我國的科舉官僚體系在文職化、科層化、合理化等方面顯然更勝一籌。以科舉為「正途」而又以儒家學說為科舉考試內容的做法把政權的世俗性與意識形態灌輸自然地融合為一體，是我國傳統政治的一大創造，它比政教合一體制與純粹的僱傭官僚制都更有利於傳統中央集權國家的發展。「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機會均等」，更是在專制條件下最大限度地擴大統治基礎的有效辦法。我國的傳統中央集權體制延續得遠比莫臥兒印度或拜占廷帝國為長久、這與科舉官僚制勝於曼薩卜達爾或羅戈瑟特之類的外國傳統官僚制是不無關係的。而如果以科舉制奠定基礎的隋唐為界劃分我國歷史的前後期，也可以看出，後期中央集權國家的凝聚力與穩定程度要大於前期，這與官僚銓選制度由察舉徵辟到科舉考試的演變也密切相關。

當然也必須指出，科舉制植根於我國的具體土壤，它與其他土壤上萌發的制度間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舉制有賴於單一民族或多民族國家中主體民族在人口、發展水平與文化認同上的巨大優勢。像拜占廷、印度那樣民族與文化成分高度多元化的國家是難以發展出類似制度的。而他們那種形態的官僚制或許是維護這種傳統多元化國家中央集權制度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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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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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開明書店微信公眾號，獲開明書店授權使用。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秦暉：科舉官僚制最大的弊病不在科場，而在官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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