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立逾30年的民主黨召開中委會，最終決定成立小組跟進解散及清盤程序。

文：韓成科

創立逾30年的民主黨召開中委會討論未來去向，最終決定成立小組跟進解散及清盤程序，意味着這個曾經的香港議會第一大黨正式走向終結。民主黨的解散不是因為單一事件而促發，而是多年來一連串錯誤的決策、錯誤的定位、錯誤的人事安排，多重疊加之下所造成，既是咎由自取，也是大勢所趨。雖然民主黨近年政治影響力已經所餘無幾，但作為曾經香港政壇的一股重要力量，民主黨之亡對於香港政局也有不少啟示作用，當中有以下三個觀察。

一是民主黨為何在這個時候解散？在《香港國安法》出台，香港進入國安時代之後，有關民主黨何去何從的問題早已受到廣泛討論，特別是隨着公民黨的解散以及民主黨在議席上「清零」，有關民主黨是否應該解散在黨內黨外一直存在爭論。民主黨「末代主席」羅健熙一向堅持民主黨會營運下去，但現在卻突然宣布解散，當中主要是民主黨內部已經意興闌珊，知道再勉強下去苟延殘喘已經沒有意義，不如乾脆解散另覓出路。

其實，自從民主黨「杯葛」新選制開始，已經預示着民主黨已經失去一個政治組織必須的議席和影響力，連帶失去籌款能力，人力財力接連枯竭，如果不是民主黨多年來還有些家底，其實早就該解散。再加上外部形勢的不利，特朗普對於支持海外的所謂「民主組織」興趣怏怏，不斷大手裁減經費，對於民主黨等與外國勢力關係密切的政治組織，更是雪上加霜。現在民主黨中委的決定，是意料之內，也是時間問題，今日不解散，明日也要解散，沒有政治力量，沒有財政來源，在社會上沒有影響力的政黨，怎可能有出路？

所以，對於民主黨的解散沒有必要大驚小怪，也沒有必要過分解讀。本來在修例風波之後，民主黨還有多次改弦易轍的機會，但最終都沒有或不願把握，最終弄至四面楚歌的田地。政黨存廢本身就是常有之事，《孟子·離婁章句上》中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民主黨正是既不肯改弦，又不敢易轍，走入絕路是理所當然，也是香港政治生態下的「自然淘汰」，怨不得人。

二是對香港政治光譜有何影響？隨着反對派兩大政黨公民黨和民主黨的先後解散，意味着香港政治光譜的調整和重塑已經基本完成，拒絕接受新政治秩序、排斥新選制的反對派政黨將走向絕路。「愛國者治港」不再存有灰色地帶，過去以所謂反對派與建制派，又或非建制派與建制派的劃分也將不復存在，所有在香港的政治組織和從政人士都是名副其實的「愛國者」一員，「愛國者」可以因為不同的政策取向，不用的階段和利益代表，而分成不同的黨派，但政治效忠、政治定位再也不是劃分政治勢力的間線，這是香港政治光譜的最新趨勢。

民主黨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在大是大非上的投機，一時希望走相對溫和路線，一時又希望靠攏激進，爭取激進票數，甚至在香港進入新政治時代後，民主黨仍然希望玩這種兩面取巧的走綱線伎倆，在「愛國者」立場上猶抱琵琶半遮面，卻是兩面不是人，最終走向滅亡。民主黨的教訓足以為鑒，在「愛國者治港」大原則下沒有灰色地帶，效忠和擁護是硬性要求，不論是什麼派別如果想繼續在香港發展，都必須嚴格遵循，否則只有解散一個出路。

三是對香港社會有何影響？對民主黨黨員而言，沒有了民主黨反而是除去了一個「負面標籤」，始終民主黨也不是鐵板一塊，有對抗派、激進派，但也有專注地區民生工作的實幹派，但在民主黨這個「負面招牌」下，變相是令這些人失去了為市民服務的機會。解散民主黨對他們而言某程度是一個解脫，沒有了民主黨這個招牌，其有志之士依然可以通過不同渠道服務社會，甚至參與政治，不致被民主黨的負面包袱影響，對於民主黨員特別是青年黨員，無疑是提供了出路，也為香港社會治理注入了新的動力。

對香港經濟民生來說，當前的重點是發展，政治的爭拗，政制的討論再不是社會的首要議題，反對派強項在於政治，不在於建設，也不在於發展，這從他們一直反對兩地合作，一直拖香港發展後腿的立場就可以清楚看到。民主黨的解散，傳達出一個明確信號：香港社會不再需要搞政治的政黨政客，需要的是在發展上有卓見，有建設性建議的建設派政治人物，民主黨等舊反對派政黨的消失，正在於其落後於社會大局，這些政黨的消亡將為香港的發展掃除干擾。

沒有民主黨，不代表香港就沒有民主，現在市民要表達意見訴求有各種渠道，地區有「三會」，輿論上有各種媒體監察，有立法會的把關，市民完全可以通過這些渠道表達意見，沒有民主黨，香港依然有民主，而且是健康理性的民主，更有利催生出更多有建設性的政治組織，對香港社會有利無害。

作者為香港文化協進智庫高級副總裁、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圖：星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