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鈺豪

本來從事工程行業的筆者，於二零一四年的第十一屆巴金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也因此結識了陳思和老師、李存光老師等巴金研究的專家學者。十年磨墨墨磨人，筆者從一名碩士研究生轉眼間博士畢業。而在缺席兩屆會議後，陳老師去年在百忙中抽空作出專題演講，並著重介紹其門生金小安剛出版的專書。小安與筆者是會議中絕無僅有來自香港的與會者，也同樣以「外行人」身分「轉業」從事巴金研究，因此一見如故。小安的專書透過分析巴金晚年的疾病書寫，探討當時的社會和文化狀況。

巴金

小安的討論可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以肺結核為重點，敘述巴金自己以及其親友的患病經歷，並且以巴金於《滅亡》、《愛情的三部曲》及《寒夜》中描述肺結核的情節為例子，討論現代中國文學中的肺病隱喻。以肺結核為切入點討論巴金的疾病書寫，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唐小兵、陳少華，以及筆者等學者皆曾議論巴金筆下的肺結核患者，[ Xiaobing Tang, “The Last Tubercula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n Ba Jin’s Cold Nights,” in Chinese Modern: 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a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1-160. 陳少華，〈二項衝突的毀滅──《寒夜》中汪文宣症狀的解讀〉，《文學評論》，卷2002期2（2002），124-129。徐鈺豪，〈杜大心與汪文宣：巴金筆下的肺結核患者〉，收入陳思和、李存光編，《重讀與反思──巴金研究集刊卷十一》（上海三聯書店，2019），415-430。] 足見肺結核為巴金文學以至現代中國文學的典型病症。

巴金

第二部分轉為討論痰病，詳細敘述巴金的祖父和大哥的病情，並且議論巴金憂鬱的寫作風格，以及痰病在現代中國文學中的隱喻。雖然巴金與痰病似乎並沒有直接關係，但是這部分順暢地把討論由生理疾病轉向心理和精神方向。

第三、四部分是專書的主要部分，分別討論了巴金在文化大革命以後呈現的創傷後壓力症，以及其在晚年罹患的柏金遜症。第三部分首先詳述巴金和其他作家在文化大革命的經歷，以及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後的精神狀態；然後討論巴金在文化大革命後期重新開展的文學活動，包括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和撰寫《隨想錄》。

第四部分詳細敘述巴金罹患柏金遜症的過程，以及疾病為他帶來的影響，並且以巴金在患病時的文學創作，體現柏金遜症在文學中的隱喻。

第五部分比較巴金和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晚年，從他們的信仰和文學事業的發展，討論他們對死亡的看法的異同。雖然這部分稍為偏離了專書的主題，但是這樣的比較卻突顯了巴金在中國文壇，以至世界文壇的重要性和獨特之處。

上海多倫多路的巴金足印

小安在專書中主要探討巴金晚年的疾病書寫，尤其是其關於柏金遜症的討論，在巴金研究的領域中是非常創新的。筆者於十年前以《隨想錄》探討文化大革命為巴金帶來的心理創傷，並議論巴金以撰寫《隨想錄》嘗試克服其心理創傷，[ 徐鈺豪，〈《隨想錄》與巴金的內心世界〉，收入陳思和、李存光編，《超越時代的理想主義──巴金研究集刊卷十》（上海三聯書店，2017），526-542。] 當時在研討會中可謂一炮而紅。但是，小安比筆者的優勝之處，在於其相當結實的心理學基礎，對於研究巴金晚年的疾病，尤其是心理和精神上的病症，至關重要。

例如，小安認為巴金對於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的記憶，顯得比較模糊，「看似是對過去的逃避，實質是心靈深處對苦痛的自我保護」；[ 金小安，《病的表徵──巴金的疾病書寫及其隱喻》（商務印書館，2024），103。] 並指出那些記憶受損的機制「涉及到大腦中處理情緒和記憶的部分，如杏仁核和海馬體的異常活動。」[ 金小安，《病的表徵──巴金的疾病書寫及其隱喻》，107。] 這些專業知識，並不是一般文學研究者能夠憑空想像出來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巴金

而關於柏金遜症，小安指出：患者的焦慮症狀常被醫療專業人員和家屬忽略或未被充分重視……焦慮和壓力的增加可能會導致運動障礙症狀加劇。[ 金小安，《病的表徵──巴金的疾病書寫及其隱喻》，156。]而隨著其柏金遜症不斷惡化：〔巴金〕失去了與外部世界溝通的橋樑……對巴金而言是一種深刻的心理打擊……導致巴金感到孤獨、無助和沮喪……經歷了身份認同危機和自我價值的質疑。[ 金小安，《病的表徵──巴金的疾病書寫及其隱喻》，158-159。]

正因為小安曾經接受專業的心理學訓練，使她能夠洞察巴金那些非筆墨所能形容的心理狀態，為巴金研究作出巨大的貢獻。

可是，在目前來說，巴金彷彿是中國文壇唯一一位不幸罹患柏金遜症的作家。這使小安作出的貢獻，未能充分應用在現當代中國文學的領域當中。然而，西方卻有研究指出，在挪威大約有百分之三的柏金遜症患者是作家，遠高於作家在全國人口所佔的比例。[ Anna Aasly and Jan O. Aasly, “Writers Are Common among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A Longitudinal Study,” Behavioural Neurology 2021, (2021): 2, https://doi.org/10.1155/2021/5559926.] 此外，西方有不少著名作家確診柏金遜症，包括撰寫《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的蒂蒂安（Joan Didion）和創作《高爾基公園》（Gorky Park）的馬丁．克魯茲．史密斯（Martin Cruz Smith）。

Joan Didion

因此，我們基本上可以斷定，中國文壇上還有其他罹患柏金遜症的作家，只是他們對柏金遜症的認識不足，甚至諱疾忌醫，以致其親友並不知悉他們的病情。文學研究者可以利用小安列舉的心理和生理癥狀，發掘其他呈現柏金遜症候群的中國作家。這將會是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重大成果。儘管如此，小安作為流行讀物的暢銷作家，她大概希望普羅大眾能夠對其專書產生興趣，從而擴大其讀者群。她於〈後記〉中明確表示，其專書中並沒有「囉嗦冗長的文獻綜述」，[ 金小安，《病的表徵──巴金的疾病書寫及其隱喻》，238。] 因為普遍讀者對細緻、嚴謹的文本分析並沒有多大興趣。

小安的專書的另一個特點，在於她並沒有過於注重發掘疾病的隱喻。筆者曾經指出，因為桑塔格（Susan Sontag）的〈疾病的隱喻〉一紙風行，使不少文學評論家犯上過分解讀文本的通病。[ 徐鈺豪，〈杜大心與汪文宣：巴金筆下的肺結核患者〉，419。] 小安於第二章的結尾重申桑塔格的原意，認同剖析疾病隱喻對探討社會文化的功用，但她強調在剖析過後，「我們還須將疾病的文化意義層層『剝落』，以科學理性的眼光審視病症本身。」[ 金小安，《病的表徵──巴金的疾病書寫及其隱喻》，57。] 小安這種以「儘可能地排除、抵制隱喻式思維」（most purified of, most resistant to, metaphoric thinking）來看待疾病的覺悟，[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in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Penguin Books Ltd, 1991), 3.] 在文藝學學者中實屬難能可貴。

雖然小安選擇將其學術研究，以面向普羅大眾的方式呈現出來，但是我們不能夠忽視其專書的學術價值。文化大革命結束接近五十年，仍然在世的倖存者大多已經年過古稀。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被巴金以雜文的形式記錄下來。可是，對於在文化大革命以後出生的讀者們，要透徹了解該段歷史，以及巴金撰寫《隨想錄》時的政治、文化氛圍，並不容易。感謝小安，以專業的知識和淺白的文字解讀《隨想錄》，讓我們能夠比較全面地理解這部著作。

此外，小安還是第一位文學研究者，以其專業知識闡析晚年巴金逐漸衰老、罹患柏金遜症的過程。在巴金的住院記錄能夠公諸於世以前，小安的專書就是一份比較完整的晚年巴金的病歷資料。這對於巴金研究，以至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來說，非常重要。職是之故，筆者向各位現當代中國文學的專家學者，以及對文學、疾病方面有興趣的讀者，推薦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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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表徵──巴金的疾病書寫及其隱喻》

作者：金小安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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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獲商務印書館（香港）授權使用，全文有改動。標題為編輯所擬。

圖：Wikimedia Comm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