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國際秩序下，香港需要通過自主努力完成角色升級。資料圖片

文：錢榮澤

香港的「超級聯繫人」概念最早由梁振英擔任特首時出現，隨後在現任特首李家超再進一步升級為「超級增值人」。無論是「聯繫人」還是「增值人」，這兩者本質上都反映了香港作為「中介人」的重要角色。一方面，香港依託國家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另一方面憑藉其制度優勢和國際化環境，成為中國與全球市場之間一座雙向橋樑：一個既可發揮「一國兩制」制度紅利，又能吸引國際投資分享內地經濟增長的「雙贏」平台。這是香港經濟發展上的一大亮點，也是香港人值得自豪之處。

然而，國際環境的急劇變化正挑戰香港這一定位的可持續性。近年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正從以「全球化」為核心的經濟互動模式，轉向「去全球化」意識形態主導的地緣政治博弈模式。美國及其盟友對華政策愈發強硬，這不僅加速中美經濟關係的政治化，也進一步影響中國與西方多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在此背景下，作為中國與西方間橋樑的香港，其傳統的開放型經濟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未來幾年，香港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壓力和經濟挑戰可見一斑。那麼，在新的國際秩序下，香港應如何自處？如何受惠於國家支持下重新定位自身角色？

一、從歷史優勢到現實挑戰

回顧以往，香港的繁榮與「超級中介人」角色的成功與其歷史和制度優勢密不可分。憑藉作為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樞紐的地位，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自然成為內地與國際市場的聯繫點，並充分享受了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紅利。這段時間可被稱為香港扮演「超級中介人 1.0」角色的黃金時代。

然而局勢自2010年代末開始發生根本性轉變。首先，隨着中國經濟的崛起，美國與部分西方國家為維護其主導地位，對華採取對抗性政策，並且將香港置於地緣政治對抗的前沿。其次，這些國家不僅以《香港國安法》為由轉變對港政策，甚至將香港與內地視為同一經濟體對待，令香港逐步與部分國際市場「脫鈎」。此外，疫情的爆發使全球多國實行封鎖政策，令全球經濟遭受重創，而對外依存度較高的香港也未能倖免。更關鍵的是，內地經濟結構的轉型亦對香港「中介人」的角色提出巨大挑戰，隨着內地的經濟升級與人才培養增長，外國企業與中國市場間的直接交流已變得無需再高度依賴香港的中介功能。

這一系列外部和內部挑戰，使香港傳統的「超級中介人 1.0」模式顯現出諸多困難，對其長期可持續性形成威脅。

二、進化至「超級中介人 2.0」的必要性

在全球化進程放緩、國際環境動盪的情況下，香港若想持續其經濟地位與國際影響力，必須主動進行角色重塑，從思維模式到實際行動上完成進化，邁向「超級中介人 2.0」。具體來說，香港需要在以下三大方面進行突破：

1. 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化內地合作

香港必須更加積極地融入國家的發展戰略，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國家級戰略的框架下，把握內地高質量經濟發展帶來的新機遇。例如，通過與大灣區城市深度協作，發揮香港在科技、金融和專業服務領域的國際優勢，攜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創新與突破。

2. 全面提升國際化與多元化

香港需要突破以往相對局限的國際聯繫範圍，除歐美西方國家外，增強與包括東南亞、南美、中東、非洲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合作。企業需要更加積極地開拓多元化市場，而年輕一代更需接受真正多元的國際化教育與視野，打造更多具備全球競爭力的人才。

3. 吸引全球和內地人才，打造宜居宜業的營商環境

人才是香港未來能否持續繁榮的關鍵。香港需要進一步吸引和留住國際化高端人才，為企業家和創業者提供一流的營商環境。同時，改善以房屋為主的市民生活問題，既能減輕香港居民的生活負擔，又能增強對外來人才的吸引力。加速北部都會區建設，降低營商與生活成本，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手段。

三、結語：自救與轉型並行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仍然擁有相對較大的政策自主權。然而，外部環境的改變迫使香港不能再依賴過往的被動角色定位，而需要通過自主努力完成角色升級。作為「超級中介人 2.0」，香港需精準定位，抓住機遇，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以全球視野擴展更多可能性，打造具備更持久競爭力的城市品牌。

香港的未來，不僅在於能否延續過往的成功，更在於能否成功實現適應時代轉型的創新升級。唯有如此，香港才能繼續發揮其在國家與世界之間的雙向橋樑作用，在新的國際秩序中重塑自信與輝煌。

作者為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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