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海傑

時日回到1997年6月30日，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在離任前發表演辭，總結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

英國在香港的管治即將終結。我相信我們值得說，英國對香港的貢獻，是在這裡建立了一個框架結構，讓香港人發展。這個框架結構包括法治、廉潔與開明的政府、自由社會的價值觀……這是一個中國城市，一個非常具有英國特色的中國城市。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屬地比她更繁榮，沒有任何一個屬地擁有如此豐富的公民社會的特質與結構……

時光快進至2005年，澳洲高等法院前首席法官、後來擔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梅思賢（Anthony Mason），在向香港律師和法律教師演講的著名的年度研討會「普通法講座」中，他提及普通法在香港的歷史角色：

普通法代表了它在其悠久歷史過程中所保護的一套概念、利益和價值觀。它們包括法治、司法獨立、訴諸法院的權利、政府分權、個人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這些價值觀產生並支配了法律原則，和法律解釋。 普通法支持法治（rule of law）。在法治下，法律是至高無上的，所以每個人，包括行使權力的人，都必須遵守法律，這是一個概念，記載在著名的格言「統治在法律，而非在人（a government of laws, not of men）」......普通法是香港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象徵和聯繫。

直到最近出版並廣為使用的一本介紹香港法律制度的法律教科書，也表達了類似觀點，該書將香港的法律體系與普通法傳統相聯繫：

簡言之，普通法體現了自由、公正且合理的內在社會秩序，並不斷發展。

著名憲法學者戴雪（Albert Venn Dicey）（他的著作至今仍是英國和前英屬殖民地普通法系學生的主要讀本之一）在19世紀末寫下了關於新聞自由作為英國法治鮮明特徵的觀點：

約兩個世紀以來，在英國，政府與新聞界之間的關係具有我們所說的「法治至上」的所有特徵……報紙新聞界，實際上與我們一起享有這一種直到近年來歐洲大陸國家都不曾有過的自由……這種﹝與大陸法﹞的對比不僅本身引人注目，而且也是對英國法治觀念的最有力的例證。

誤認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由英式法治而生的，不只梅思賢一人。香港律政司司長的網站也將現行法律體系與古老的普通法傳統強行聯繫起來，把英國本土的做法和香港的法律實施混為一談：

回顧歷史，至少自15世紀以來，法官的判決記錄逐步構成詳細的法律原則，規管國家與公民之間和公民互相之間的關係。現時，源自普通法適用地區的經彙報案例已盈千累萬，形成普通法。有關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及免受任意逮捕或監禁的權利，在三百多年前判定的案例中已有說明。如所周知，這些權利現在藉《基本法》的條文保障。

英國法律在香港歷史中佔舉足輕重的地位，傳統的殖民歷史學家將其論述為殖民者給予被殖民者的恩物，如上文梅思賢所述，很多香港的法律界人士和普通市民都篤信英式法治，包括司法獨立，和言論自由的保障，是英國殖民統治在香港的最重要遺產，它經常被引用來區分香港的法律和社會發展與毗鄰內地發展的主要分別。

類似的描述美化普通法在香港的歷史角色，理想化英式法治概念的在地實踐，與歷史事實大相逕庭。可惜的是，這種錯誤歷史觀卻深深牢固在受普通法訓練的律師、法官，甚至普羅香港市民心中。尤其是當發生一些政治和法律相纏的事件時（例如2014年非法「佔領中環」，2019年「修例風波」），總有人以殖民時期的法治想像來支持戀殖的論據。有支持者宣稱，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香港的個人自由，包括言論與新聞自由，較回歸內地後得到更好的保障。在「佔領中環」和「修例風波」期間與之後的示威活動中，殖民時期的港英旗幟也隨處可見。

不僅有懷舊的示威者將言論自由及法治與港英統治聯繫在一起，一些資深法律工作者、法律學者和政治人物也同樣在強化這種對昔日「黃金時代」的綺想。我支持香港需要保障法治和自由的主張，但反對這主張建基於錯誤的歷史觀和綺想。本書（《噤若寒蟬：港英時代對媒體和言論的政治審查（1842-1997）》）廣泛而深入地分析各種解密歷史檔案史料，質疑這一老生常談，對於英國在香港的法律制度提出新的詮釋。

事實上，在殖民時期的大部分時間，香港的普通法實踐中並沒有保護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傳統，本書的研究顯示，香港殖民時期實行的英式法律制度，在絕大部分的殖民時期（至少一百三十年）打壓市民言論，對媒體和教育界實施政治審查，透過不同法例與行政手段以言入罪。本書同時揭示出一個事實：香港人在殖民時期的言論自由空間有多大從不取決於有多少人上街抗爭，也不取決於被神化的普通法教義（common-law doctrines），更不是因為像某些政治學者曾提出的仁慈殖民統治（benevolent colonial rule），而是不同歷史時期中國與其他大國，例如英國、美國、日本之間的地緣政治力量博弈之下的結果，以及取決於這些國家不同時期的對華戰略。亦因為戰略需要，香港人在回歸十多二十年前被賦予史無前例的言論和新聞自由，由一個噤聲的香港轉化成為在回歸前言論和新聞自由獲世界讚譽的國際都會。一百多年來，香港的法制歷史深受中外關係的影響，全球政治大勢風雲詭譎，香港的言論自由也隨之消長變化。

可惜的是，目前鮮有學者論及法治如何在香港發展到今天的形式；而為數更少的人會質疑我們今天享有的言論自由，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與殖民歷史中所實行的「法治」相關或無關。在英國其他前殖民地，這些問題已經在蓬勃發展的後殖民學術研究中被廣泛提出和討論。香港作為英國最後一個解殖的地方、以及世界上重要的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還欠一本建基於檔案史料的法律史專書去重新審視英國法律在殖民時期人權自由歷史的角色。本書是第一本專著以解密檔案史料去說明香港的自由從何而來，並質疑廣為民眾接受的「香港的言論自由是英式法治的遺產」的論述。

具體而言，本書尋求回答以下問題。是甚麼驅使殖民時期的香港政府制定了旨在政治審查媒體和教育界的法律與措施？其政治審查行動是如何實施，又是如何隨時間而演變的？哪些媒體、學校和哪種言論成為審查的對象？官員與市民是如何理解言論自由和政治審查等概念？香港的政府官員、法官和立法者以及倫敦的政府官員如何根據香港和倫敦所面臨的本地治理，國家安全利益以及國際關係問題，為政治審查和打壓言論自由辯護？中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狀況，中國與世界主要大國，特別是英國、日本和美國的關係，以及這些大國在香港的情報活動，如何影響香港政治審查之法律與措施的演變？在1980年代殖民統治的最後十幾年裏，這種法律與措施是如何以及為何被逐步淘汰，而法治與言論自由的觀念又如何被喚醒成為一項緊逼的政治議程，使保護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法律在回歸前一一落實？

2022年10月28日

寫於英國牛津大學

延伸閱讀

《噤若寒蟬：港英時代對媒體和言論的政治審查（1842-1997）》

作者：吳海傑

譯者：張升月、齊崇硯

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24年4月

ISBN：978962045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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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噤若寒蟬：港英時代對媒體和言論的政治審查（1842-1997）》前言，原題為〈香港的自由從何而來？〉，獲香港三聯書店授權使用。

圖： 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