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寵獬

世界聞名的昂平東山法門刻石公案或佛偈：

To the Great Monk Sing Wai

There is no time

What is Memory

第一句是上款，其中的Sing Wai是誰？除了「鶴山市政府」資料外，文友朱森寄來此照，雖然面目難認，但文字說明提出有用線索。

文字說明中，照川中心人物排名，第一是慧命大石尚，在筏可老和尚1972年4月圓寂後，接任寶蓮禪寺第四任住持，至1983年。排名第二的智慧法師，當時年輕，但是在2005至2015年，任第七任住持。排名第三的，便是成慧，當年六十五歲，他圓寂前一直未任住持，未獲大和尚或老和尚稱號，何以東山法門佛偈以the Great Monk（大和尚）呼之？

如果上文推斷正確，古祿（John Hurrell Crook，1930-2011）在1954年投宿時，成慧是寶蓮禪寺當家，已有筏可命名法號。「鶴山市政府」資料說他六十歲（1975年）出家。我懷疑他雖然主管財政，但身份不高，至六十歲時升級為法師，不是出家，所以在1980年時坐第三把交椅。要解開東山法門佛偈以the Great Monk（大和尚）呼成慧，先要解答佛偈刻石是誰所刻？何年所刻？

「東山法門」及其刻石起源，明慧著《大嶼山志》揭露「乃……貝納祺所建」。貝納祺在日皇投降後1945年夏季來港任英軍檢控官，之後成為中環執業律師，1947年（一說是1949年），《大嶼山志》「東山法門」條描述貝納祺是「英人政府律師」，很可能是對他「御用大律師」銜頭的誤解。貝納祺是私人執業，非但不替英人政府服務，反為遭英人政府壓迫者如《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及疑似受冤獄的歐陽炳強辯護，更鼓動市民檢控貪污公務員。

在《香江山頭月》三個不同章節中，古祿記錄與貝納祺會面的印象，提供了解貝納祺行誼難得資料：

我曾與香港著名律師貝納祺先生，在他位於大嶼山的山間別墅，共進午餐。貝納祺和他的母親，收養了一名十五歲難民小童，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撫養長大。我不知道他來自哪裡，但他是一個快樂、充滿活力的男孩。歐洲人對香港人向來冷漠，貝納祺此舉打破了這種刻板印象。貝納祺的勇氣，獲得了回報，從兩人以父子相待關係中看到。我看到男孩在昂平這山間農場騎馬，用他的母語與村民聊天，而他的監護人，則與客人談論高深的政治和佛理，這景象令我鼓舞……西方人大多認為東方宗教哲學是「虛幻徒勞、如夢的想像」，少予同情理解。我追訪寺廟和民居，他們亦標籤為「不尋常」之舉。而貝納祺久處東方，在東西文化間遊走自如，並無間垓……

古祿提及貝納祺聊天時表露「高深的佛理」，「在東西文化間遊走自如」，故能寫出佛偈。至於為甚麼要致成慧？為甚麼是成慧而非其他大師？未找到任何直接回答這些問題的資料前，在下據間接資料作如下推斷：

貝納祺在1945年到香港，其時粵語聽說能力應未掌握好，1947年居昂平後訪尋可以聊「東方宗教哲學」的導師，談得來的是成慧，而非地位更高之筏可及明慧，很可能是前者比後兩者更常交教。成慧「自幼在香港謀生」，成年後為寶蓮寺總會計，看來他自幼的生計離不開中心商業區，多接觸外國人，能說英語。加上比貝納祺大五歲，兼俗世及出家人生經驗，有佛學及修道根底，很可能在交流時啟蒙了貝納祺，貝便尊稱他為自己的大師。他們某次交流話題之一，很可能是佛學怎樣看時間及記憶，交流後思緒一直縈繞貝納祺，至想法沉澱成形，恰逢「東山法門」落成，貝納祺融入中國文人風雅傳統，刻字回應，以為酬答。貝納祺理應像金文泰一樣用中文酬答，但他就是「在東西文化間遊走自如」而特立獨行之人，或不肯請槍，所以鑄就世界聞名的昂平東山法門刻石。

（採自寶蓮禪寺官方網站）

（採自let's go hiking香港行山誌）

古祿是帶着慕道者的心態來投宿禪寺的，剛才被東山法門震撼，即巧遇明慧成慧，正是為法門題字、促成貝納祺刻下撼動心靈佛偈的酬答對象，卻只見到兩人世俗一面，而埋沒兩段尋道良緣。如果古祿就東山法門所見、所感、所疑，向兩僧分享請教，他一定大有收獲。如果兩人知道古祿日後成為向歐美普及與宣揚禪修的主事者，兩人一定也不會只向他展示世俗一面，寶蓮禪寺在50年代有可能走向世界。

圖：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