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產階級所面臨的情況是本港一大社會結構性問題。資料圖片

文:江玉歡

香港中產階級所面臨的情況是本港一大社會結構性問題。首先，關於「中產階級」的定義問題，從SSCI英文資料庫中能查到的最早公開使用「middle class」這一詞的，是1745年出版的《阻止愛爾蘭羊毛向法國輸出的計劃》小冊子的作者James Bradshaw；在18世紀時，「中產」大概就被廣泛用來指稱不同於貴族階級、農民和普通勞動者的工商業者或資本家等人了。可見該詞彙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社會背景之下，含義不同。

當討論這個話題時，首先要明確今天香港「中產階級」包含那些人。然而特區政府並未明確劃分定義何為中產，本地媒體一般都以政府統計署的每月入息中位數來估算中產大概收入，而民間亦會以流動資產、學歷、住宅類別來定義。模糊的定位導致難以推出針對性利民措施，導致中產民怨積聚。相反，新加坡明確以每年繳稅級別（個人入息稅第四級即首8萬新幣）和佔收入比重（有效繳稅佔收入一成）來定義中產。政府徵稅和福利措施有針對性調整，從而高效保障社會公平，保持社會正向流動活力。因此我認為，政府應要為中產訂立清晰明確定義，適時發布有關數字以便各部門跟進及檢視現有措施。

基於上述分析，源於政府分配社會資源不均，當前香港中產階級呈「分散式向下流動」趨勢，換言之，則是有相當部分中產群體「由中轉貧」。中產人士多年來一直是支撐本港社會繁榮穩定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於不完善的香港再分配制度，導致中產付出與回報比例失衡。以新加坡福利、賦稅制度為例，當局採取「跳彈床」社會保障機制，政府會以不同措施（社區關懷計劃、恆常消費稅補助券）確保基層能維持基本生活及增加向上流動機會，亦會抑制最富有者的財富增長（增富人稅）以紓緩貧富懸殊，本港可仿效新加坡改善賦稅制度以妥善分配資源。一直以來，在政府眼中，香港社福制度更傾向於起到「兜底」作用的保護網。但是，可惜「保護網」沒有起到「彈床」的作用，令到基層階級原地踏步，加上人口老化問題，需要所謂中產和高收入人士負擔的「餅」愈做愈大，令到中產「無咁大個頭都要焗住笠好大頂帽」，被政府視為「觀音」般有求必應，不斷負擔日漸巨大的「兜底」社會開支。

另外，本港房屋問題惡化加重中產負擔，令社會活力不足。香港樓宇平均呎價與大學學歷勞工的收入中位數比例從2007年的27.5%急升至2022年的74%，此舉令有意結婚生子而視樓宇為必需品的中產壓力雪上加霜，他們往往面臨着月入高出居屋及公屋申請門檻，而不足以購買私人樓宇的尷尬局面。多年以來，政府面向中產階層減負的措施往往以扣稅豁免稅為主。當面對高山一樣的香港房價時，這些僅有福利對他們來說可謂杯水車薪。 因此，無論是保障中產福利，亦或是保障香港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解決房屋問題都是最核心舉措。

所以，「中產階級」改為「中間階級」似乎更加符合香港當前現實——有資無產、有資少產、資難抵貸的情況暴露香港社會機制性缺陷。長此以往，將來香港社會流動將會更微，中產階層甚至不復存在，形成較為固化的正金字塔般的社會結構（富人少但持最多資源，窮人多但收入低，中產難向上易向下）。政須嚴肅處理中產生活難問題，將中產問題放在香港宏觀社會機制層面解決，長遠才可真正縮小貧富差距，保障社會公平。

作者為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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