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十一少

安然事件(Enron Incident)是美國企業史內最惡名昭彰的欺騙案，上千人的生計及超過二十億美元的退休金化為烏有，前總裁Jeffrey Skilling的所作所為摧毀了很多同僚努力了一輩子的希望，罪孽深重，當年法官拒絕斯基林候保上訴的要求，判他即時監禁。

和Jeffrey Skilling相比，安然公司前主席Ken Lay也許幸運得多。他死於心臟病，而對於他的死亡，很多人不知如何反應，對他未被法律制裁應感無奈還是憤怒？當年《紐約郵報》諷刺的標題，就包含了所有這種情緒：「騙子Ken Lay的棺木入土時，要確認他真的在况面。」

Ken Lay出身貧寒，誰也想不到這牧師之子，憑藉自己的雄心壯志和才智，竟能日後成為一度排名全美第七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安然曾經被譽為商業新世界最好的公司，在安然陷入破產及被揭露欺詐醜聞之前，Lay一直被公司內外奉為上帝，和布殊總統一家稱兄道弟，出入白宮如自己的家，全世界都知道Lay是布殊總統的「Kenny Boy」。

誰是代罪羔羊？安然公司從一寂寂無名的侯斯頓氣管公司變身成為資金投資熱點，幾乎任何安然公司的項目，都會被為誇張為「鈔票印刷機」，貪婪的種子廣泛散播，銀行、基金、律師、會計師、傳媒、政府官員均不甘後人，不分青紅皂白爭相參與。

安然公司許多瞞天過海的複雜金融方案，均是專業人士的獻計及得到政府批准，出事後兩人被萬夫所指，兩人卻堅持自己清白和蒙受冤屈，他們辯稱：有這麼多人認同和確認的方案，為何獨要他倆承擔責任？

這是一很好的問題。當某一商業機制出問題的時候，以前之士大夫即今天的官員、公務員、議員甚至學者，對整體商業行業嚴詞厲色反應之快，傳媒批判之急，有如集體失憶，忘記自己也是一定程度的幫兇。

如安然這個例子，九十年代間不少負責任的企業家都警告過那些以「Mark to Market」 和「Earnings per Share」來算計盈利及公司價值的作法，認為現金流動及資產負債表更能反映企業價值。然而，安然一直以其高度創意的會計方法(Creative Accounting)入賬，以達到勝於預測的盈利，包括金融行業監管者、專業行業監管者、政府部門，均噤若寒蟬。

同一時間，股民對安然勢如破竹的股價有無限憧憬，不想對錯，只想參與淘金。可以想像，那些精於充分利用任何機會的政客，只想分一杯羹，一是巴結Lay，為他慷慨捐出選舉經費，或是「扯衫尾」，讓選民想像自己也是成功一族的一分子，較大膽的，便試圖高調出位批判「Lay是魚餌」，博他反轉，拿去作博好處的籌碼。

另外就是傳媒的表面報道更推波助瀾，只要安然公關了得，發放不負責任的有利消息，誤導群眾是易如反掌。

現在回看，安然未出事前，大家熱辣辣大談安然成功現象，出事後又變臉聲討安然的負責人，不積極檢討「安然事件」背後的社會因素，只是過猶不及地和政客一起急就章對商界訂立更苛刻的法律，大家紙上談兵。

時空回到2023年，大家又覺得有那些企業或概念，跟安然十分相似呢？

作者簡介：

十一少。財經專欄作家。活躍於紙醉金迷的中環，頻繁穿梭內地與香港，游走財金、科網、公關、傳媒界之間，深信金錢不會說謊，擅長把公司、人物、政策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