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訊】司馬遷的不朽，固在於他開創了一種新的歷史方法；同時，也在於他所寫的《史記》不是一部人物傳紀的匯編，而是一種富有靈魂的著作。換言之，《史記》不是一部死板的記述的歷史，而是一部生動的批判的歷史。

從《史記》中，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司馬遷在大膽地進行他的歷史批判。他敢於指斥帝王，貶抑權貴；敢於歌頌「叛逆」，同情貧弱。一言以蔽之，他敢於揭發歷史的黑暗，抨擊人類的罪惡。他帶着一支禿筆，走進中國歷史學的領域，用他敏銳的眼光，正義的觀感，生動的筆致，沉重的語言，縱橫古今，褒貶百代。在他的筆底，不知有若干黜廢的賢聖、失敗的英雄、俠義的豪傑、市井的浪人，放出了光彩；在他的筆底，不知有若干暴虐的帝王、荒淫的貴族、殘酷的官吏、貨殖的豪富，現出了原形。

司馬遷執行他的歷史批判，有各種形式，概而言之，不外四種。一用標題，二用書法，三於敘述中夾以批判，最後而又是最重要的，則為各篇之後的專評，即「太史公曰」之下的文章。「太史公曰」，就是司馬遷設計的歷史審判的法庭。

用標題執行批判。例如列項羽於本紀，就是尊項羽為帝王。列孔子、陳涉於世家，就是崇孔子、陳涉為王侯。紀呂后而缺惠帝，並非抹煞惠帝，而是所以深罪呂后之專國。又如在列傳中，對於一般的人物列傳，都以其人之名標題，而獨於刺客、循吏、儒林、酷吏、遊俠、佞倖、滑稽、日者、龜策、貨殖，則以其人之行為標題，這就是提示作者對以上各類人物的態度，暗示抑揚之意。

孔子

用書法者。如書孔丘則不名，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書孟、荀，則直稱其名，曰：「孟軻，鄒人也。」「荀卿，趙人。」同樣，書老、莊亦不名，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莊子者，蒙人也。」書申、韓，則直稱其名曰：「申不害者，京人也。」「韓非者，韓之諸公之也。」書孫武，則在名與不名之間，曰：「孫子武者，齊人也。」書吳起，則直稱其名曰：「吳起者，衞人也。」像這樣的書法，正是不說話的批判。他之不書名，是表示他對於其人的最大尊崇。書名，是表示他對於其人並不如何尊崇。

《史記》中有於敘事中夾以批判者。如《晁錯列傳》末載鄧公對景帝之語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劃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田蚡列傳》末載武帝謂丞相田蚡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又曰：「君何不遂取武庫！」這些，都是借用他人的言語，在敘事中兼示批判。

最後說到「太史公曰」。「太史公曰」是司馬遷負責的批判，也是《史記》一書的靈魂。司馬遷在這裏，「貶天子，退諸侯，斥大夫」，「別嫌疑」，「明是非」，「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執行他對歷史人物的批判。

關於「貶天子」者，他借賈誼評秦始皇之語曰：「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

評秦二世曰：「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

秦始皇

司馬遷不但對前代的帝王有貶辭，對本朝的帝王乃至對他的當今皇帝，亦有微詞。例如在《叔孫通列傳》中評漢高祖曰：「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這就無異說，「謀計用兵」以外，一無所長。《呂后本紀》中評呂后曰：「故孝惠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這就無異說：「牝雞司晨，惟家之索。」《馮唐列傳》中，借馮唐之語評文帝曰：「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其評景帝殺晁錯之誤，已如前述。

司馬遷評武帝，更為大膽。他在《封禪書》中，譏諷武帝惑鬼神，求神仙，迷巫祝，信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方士，以求換取不死之藥；但結果，也只是白送了一個女兒而已。在《平準書》中，他譴責武帝，因勤遠略，弄得天下蕭蕭然，民窮財竭。結果賣官爵，發皮幣，專鹽鐵，算舟車，稅緡錢，民不堪其命。

司馬遷亦曾退諸侯，斥卿相。例如評梁孝王曰：「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評絳侯周勃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評武安侯田蚡曰：「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日月之際」者，即裙帶關係也。評相國蕭何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依日月之末光」者，即攀龍附鳳也。評相國曹參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以與淮陰侯俱」者，冒淮陰侯之功也。

韓信像

司馬遷對於草菅人命、蔑視人權的酷吏，極為痛恨。他在《酷吏列傳》評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

司馬遷對於佞倖之徒極為鄙棄。他在《佞倖列傳》中說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倖矣！雖百世可知也。」

司馬遷對於宦官，亦甚卑之。他在《報任安書》中說：「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衞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

司馬遷對於「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的商人，也最為輕視。例如范蠡本是越國的大夫，因為他曾「治產積居，與時逐」，故不列之於官吏，而列之於貨殖。子貢本是孔子的門徒，因為他「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故亦不列之於儒林，而列之於貨殖。列之於貨殖者，賤之也。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評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在這裏，司馬遷又連帶指斥那些假借政治權力而經商的貴族官僚了。

在另一方面，司馬遷對於古來黜廢的賢聖，則為之讚歎惋惜。例如他於伯夷、叔齊，則曰：「巖穴之士，趨捨有時。若此類名堙沒而不稱，悲夫！」於孔子，則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於屈原，則曰：「悲其志。」於賈誼，則曰：「讀《鵩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孔子講學圖

司馬遷最大膽的地方，就是他敢於當着劉邦的子孫，讚美項羽。因為讚美項羽，就等於貶抑劉邦。司馬遷評項羽曰：「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和讚美項羽一樣的大膽，司馬遷又歌頌陳涉。陳涉在封建統治者看來，正是一個有名的叛逆。歌頌陳涉，就是歌頌叛逆。但司馬遷在《史記 · 自序》中，卻把陳涉的起義，比之湯武的革命、孔子的作《春秋》。

此外，司馬遷對於韓信、黥布、魏豹、彭越這些失敗的英雄，都不勝惋惜。他評韓信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評黥布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評魏豹、彭越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捲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

司馬遷對於善良的官吏，亦為之表揚。他在《循吏列傳》中評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孫叔敖

司馬遷對於草野豪俠之士，極為讚歎。他在《刺客列傳》中評曰：「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在封建皇帝之前，直言極諫之士，往往遭橫禍；於是而有善良之士，以滑稽的態度，用戲謔的言語，以為諷刺。這些人，有時「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故司馬遷亦美之。他在《滑稽列傳》中評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總觀以上所錄的評語，我們便可以看出司馬遷之所善與所惡，所賢與所賤，所是與所非；因而也就知道《史記》一書，不僅是為了敘述歷史，而且也是為了批判歷史，從而也就知道司馬遷之作《史記》，不是為了清算古人，而是為了要從古史中找出一些歷史教訓，教育他同時並世的人。他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說：「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這就是他作《史記》的用意。

即因司馬遷在《史記》中的批評，有些不合於封建的教條，所以後來班固批評他說：「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以後至於王允，則竟指《史記》為「謗書」，章實齋又為之辯護，謂其「折衷六藝，何敢於訕上哉」？我以為謂之「謗書」，則未免太過；謂其毫無批判當世之意，亦非司馬遷所能同意。

司馬遷像

誠如章實齋所云：「今觀遷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孝武之秕政，而司馬遷指出之，非「訕上」而何？司馬遷橫遭大辱，當然有所憤慨。此種憤慨，常見於言詞。例如在《伍子胥列傳》中評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又在《屈原列傳》中曰：「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即因司馬遷積有怨憤，所以發而為文，則氣勢蓬勃，熱力豐富，因而《史記》一書成為千古的傑作。所以，雖「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

《史記（文白對照本）》

作者：司馬遷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2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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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開明書店微信公眾號，獲開明書店授權使用。 

圖：開明書店、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