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訊】隋唐時代大運河西端的長安城（隋時為大興）是當時的都城，也是通過運河將全國收括來的物資財富的最後集中之地。皇族、貴戚、官宦、富商大賈以及大批軍隊的麇集，使城內經濟之繁榮，自不待言。與此同時，長安作為當時世界上東方大國的都城，吸引大量西域胡商來華，主要聚居在長安、洛陽、洪州、揚州、廣州等地，也都是由大運河為主幹的全國水運綱沿線城市，隨着這些胡商的往返，長安城也成為當時陸、海絲綢之路起點。

洛陽在隋唐時期因南北大運河的開鑿，又恢復其「天下之中」的地位。《隋書·地理志》：「洛陽得土之中，賦貢所均，故周公作洛，此焉攸在。其俗尚商賈，機巧成俗。」當時漕運因渭水多沙，且迂曲，不利航行，再東又有三門之險，故逢關中地區有災情，隋煬帝遷都「舟車所會」的洛陽，就是因為了利用運河之便。唐代建洛陽為東都，唐高宗在位二十七年中竟有一半時間在洛陽，大多數原因是長安一帶旱饑，就食洛陽。當時洛陽因運河之便，「帑藏積累，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衍」；而長安「府庫及倉，庶事實缺，皆藉洛京轉輸」。於是高宗曾被歷史戲稱為「逐糧天子」。武則天臨朝改制，改東都為神都，在位二十年內，除兩年居於長安外，其餘時間均在洛陽。大足元年（701）在洛陽城內立德坊南漕渠上鑿新潭，安置諸州運米來的租船；開元十四年（726）七月一次瀍水暴漲入漕渠，漂沒租米船數百艘。這些都說明，大運河的通塞對政治中心的地位有何等重要的關係。

洛河穿城而過，流淌在隋唐大運河最早開鑿的通濟渠的河道上

隋代通濟渠、邗溝的開鑿，使河淮之間興起一連串重要城市。開元十二年齊澣任汴州刺史，史稱：「河南，汴為雄郡，自江淮達河洛，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實由汴州是「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通漕」。汴州向東的「睢陽當漕舟之路。定陶乃東達之衝」，睢陽即今商丘，隋後改為宋城，縣北境即為汴河所經。定陶是京東廣濟河水運要衝，都是沿運重要的商業城市。再東南為宿州城所在，所治原為虹縣境內一個稱為埇橋的地方。後因其地「南臨汴河，有埇橋為舳艫之會，襟帶梁宋，運漕所歷，防虞是資，乃以符離、蘄縣並泗州之虹縣三邑立宿州，取古宿國為名」。元和四年（809）於此置宿州。因為運河所經，竟由一個小地方升格為當時二級政區的州治所在，以後還在此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再往東南為汴河入淮口的泗州（今盱眙縣淮河對岸，清康熙時淪入洪澤湖中），原為泗州徐城縣南境的沙塾村。因「南臨淮水，西枕汴河」，故「為南北御要之所」。唐長安四年（704）分徐城縣地在此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自宿遷縣將泗州治移於此。這兩處是典型運河開鑿由小村落而興起的城市。安徽柳孜鎮的隋唐大運河遺址，發現大量瓷器和漕船遺骸，在當時也是一個小市鎮。

河南省隋唐洛陽城國家遺址公園應天門

唐王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盛、最富庶的國家，對外交通貿易十分發達。長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雖然向西走的是陸路，但其所輸送的絲綢卻都是通過運河運入長安的，可以說沒有南北大運河，長安不可能成為中國絲綢之路的起點。同時，長安也是大批西域人來華聚居地。其中昭武九姓中的康國人「素以善賈著稱西域，利之所在，無所不至」，「唐時波斯商胡懋遷往來於廣州、洪州、揚州、長安諸地者甚眾」。這些胡商在「唐代由廣州向中原，大都取道梅嶺以入今江西，而集於洪州，故《太平廣記》中屢及洪州之波斯胡人。至洪州後，或沿江而下取道大江，或則東趣仙嶺，過嶺循錢塘江而東以轉入今日之江蘇。大江道遠，風濤險惡，因是南下或北上者多取錢塘一道；不惟富春江上風景清幽，足供留連，旅途實亦較大江為平安也。至江蘇後則集於揚州，由此轉入運河以赴洛陽。是以揚州之商胡亦復不少。田神功大掠揚州，大食、波斯商胡死者竟至數千人。由洛陽然後再轉長安。故唐代之廣州、洪州、揚州、洛陽、長安，乃外國商胡集中之地也」。

絲路上的三彩駱駝和牽駝俑 河南博物院藏

而長安之胡商集中於「西市」，絲綢之路當以此為起點，故唐代長安因運河成為一國際大都市，在東方貿易的主要對象是新羅和日本。新羅商人或在山東半島登州上岸，或由楚州（今江蘇淮安）入淮河，自此西去汴、洛，或南下揚州。揚州地處長江三角洲北端，又是運河和長江交匯口，是南來北往、西去東下的水陸交通總樞紐。海外商船來華，都在揚州登陸，換船將貨物裝上北上的運河船。所謂「廣陵當南北大衝，百貨所集」。當時揚州是全國商業最繁榮的城市。沿着水路上建有不少「新羅坊」、「新羅館」，都是提供新羅客人之便。日本遣唐使也大都是從揚州溯運河上去長安、洛陽的。至於波斯、阿拉伯商人來華主要在廣州登陸，然後溯北江、贛江而上，再順江而下至揚州，再由運河至中原各地。當時揚州是胡商蕃客集居之地，不少大食、波斯商人在揚州寄居設店，坐市賣買。揚州成為國際商品的集散地。可以想像，當時有不少胡商蕃客來往於大運沿線。杜甫有《解悶》詩云：「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遊。」

圖為中國大運河博物館，位於揚州運河三灣風景區

揚州奢侈繁華的生活，使許多到過揚州的詩人留連忘返。杜牧曾在揚州任職，直到晚年，仍不能忘懷在揚州的一段生活，「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唐代詩人張祜《縱遊淮南》寫道：「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在唐代可以說揚州是最宜居城市。宋人洪邁說：「唐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於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唐代揚州的盛況不能不歸功於運河。唐代宋州商丘「邑中九萬家」。宿州城南臨汴河，為「舳艫所會」，商旅所經。揚州因地處長江與運河交會處，其繁榮昌盛，在唐代為天下第一商業都會。其他如楚州、淮陰與日本、新羅有商業來往，城內有新羅坊，為新羅聚居之所。汴淮交會的泗州「商販四衝，舷擊柁交」，都是重要商業都會。

《舟楫往來通南北——中國大運河》

作者：鄒逸麟

出版社：中和出版

出版日期：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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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節選自《舟楫往來通南北——中國大運河》，獲中和出版授權轉載。

圖：Wikimedia Commons、視覺中國